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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芳晓长篇小说《禹书》研讨会上的对话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


    2008年5月14日,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作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在京召开“刘芳晓长篇小说《禹书》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王青山,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廷勇,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雁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作家刘芳晓潜心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与民族研究,面壁6年,奉献出一部厚重独特的精品力作。全书37万字,讲述了一个氤氲在原始时期的族群故事,并融入文明社会和信息时代的长江故事;通过峡谷初民对生命迥乎寻常的追问和求索,对世界曾经拥有的好奇和认知,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后叶,一个古老部落带着祖先的经验与宿命搏斗,在战争与和平年代所经受的生存考验和文化冲击。

  与会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庞大文化根系的写作,也是具有现实根基和生活气息的创作,不但冷峭、从容地描写了巴楚山地壮美绚丽的地貌、原始诡谲的仪轨、浓郁的民俗,也于奇幻魔幻中显示出对长江文明的分析和认识。故事精彩,注重细节,意蕴绵长。荒诞而又真实地向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巫巴文化浪漫神秘的大门,推演了神性、人性与兽性对立统一的生存寓言,是一部把民族、家族融为一体的作品。

  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彭学明主持。出席研讨会的作家、评论家有吴秉杰、蒋巍、胡平、包明德、陈众议、崔道怡、何西来、牛玉秋、白描、白烨、李建军、关纪新等。

   《禹书》研讨会记录

  主持人:首先我们欢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老师讲话。

  陈建功(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禹书》这个选题在申报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时,就很引人注目,这一题材以巴文化为背景,试图展示历史演进中的人、族群乃至某种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显示了作家艺术追求的独特性,专家们认为我们的重点扶持项目,当然应该要特别关注那些深切反映现实、展现时代精神和当前现状的作品,对那些有独创性的追求,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创作也应以关注,这就是《禹书》成为我们重点扶持项目的原因,因此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期待是可以想见的。《禹书》终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借这部作品出版的机会,总结她成功的经验,交流收获的喜悦,表达我们对作品进一步完善的期待,是值得祝贺的,所以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处对这部作品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禹书》这本书昨天夜里我才看完,作家在后记里的最后一段话是令人深思的,她引用了乔治·桑塔亚纳的一段话,她说,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是否所有人能欣赏它没有任何关系;对它的考验是,对于最能欣赏它的人,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足。作家认为桑塔亚纳这句话说得精辟,同时她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此书得到所有读者的喜爱。作者这种心境的坦露应该说代表了几乎所有艺术探险者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他们很自信、很自负,认为自己的艺术探险可以为欣赏他的人提供相当的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所自卑,他们又认定这本书不会被读者所喜爱,因此他们在表达希望所有读者喜爱的这种愿望。与我对所有艺术探险类片子的判断一样,我认为《禹书》的作者想得到所有读者的喜爱,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却给我一个不能说有多高欣赏水平的人以很多的满足,我愿意把自己的满足之处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部有充分文化准备的作品,她不仅拥有学术上的见解,而且拥有民族史民俗史等丰富的资料积累,比如关于说媒的风俗,说媒被人家拒绝就被人家割下一个猪尾巴,要接受了就认可了这门亲事,比如关于肉口渡师等等,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作家绘声绘色的描述,有力的营造了作品诡秘雄奇的背景,构成了魔幻的现实,此前我读过不少关于西南偏僻生活的书籍,但能营造这种氛围的作品并不多见,这是《禹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当世界经济一体化把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整体,同时又把人类文化投入同治化危机的时候,作为一个作家,具有这种留存文化的自觉,是难得可贵的。同时我认为这是一部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这想象力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来呈现,也通过瑰丽传奇的民间故事来展示,有些地方读起来令人砰然心动,比如我看到黎家爷爷讲自己的先祖,怎样迎娶到了虎太太,如何教他虎皮变会虎身,回家看看,而刚刚成为变成虎身的老虎,如何吃一个迎面而来的孩子,这完全是民间故事的借用,却写得惊心动魄,作品中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很多,显示了作家极强的想象力和高度的艺术才华。面对这部小说展现的绚丽图画和自然奇观,不知道是否是由于阅读时间的仓促,我既感到一种几开生面的欣喜,又对作品整体艺术形象复杂性把握似乎缺乏自信,这也就是说尽管我说了不少却仍然带着极大的期待,希望听到更多的批评家发表高见。

  黄济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重庆市作协主席):

  关于评论,说实话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评论家在北京,这也是我们要到北京来开这个研讨会的重要目的,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和我们的青山书记向各位的光临表示谢意。

  李庭勇(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首先,我得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多年来一直读重庆来对文艺事业的支持,重庆的文化建设随着重庆的建设发展,应该说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刘芳晓的这个作品也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关心。我们下一步还要对重点作品进行扶持,在重庆营造营造出一个好的文化氛围,希望中国作家协会一如既往对重庆的文学事业进行支持,希望评论家一如既往关心重庆的文学发展,感谢你们的评论,谢谢大家!

  刘雁(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杂志主编):

  小说一开篇是原始森林中那充满野性和神秘色彩的巫术仪式,拉开了村民大迁徙的序幕,也为全书定下了史诗般的基调。的确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它的主角是黎妈武和他的家族,同时也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人极其独特的巴文化。它的主旨是这一充满野性、灵气和生命力的文化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如何一点点被同化、驯服,丧失其野性和活力。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中,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少有涉及的一个题材领域,难得的是,作者不仅选择了这一题材,而且站在相当的高度很好地把握住了它,整个作品已经不是一部家族史所能概括的,它深入到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渗透着对人类发展、社会变迁,对地球生命历程的总体关照。在叙述过程中,我认为作者也找到了她独特的语言方式,她的风格粗砺,直率,甚至有些生硬,相当好地传达出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相撞击时,那种无所适从的慌乱感和疼痛感。

  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评论家):

  《禹书》之胜在奇特,它在把历史和传奇、民族和神话、地方和宗教、生态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景色奇异,风情独特,描绘了难得一见的生活画图。

  它是一部现代史。从1934年起,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抗日后方国恨家仇,解放之初天翻地覆,“文革”劫难草菅人命,“改革开放”起死回生,都留下了形象记忆。七十余年,往事斑斓,婚丧嫁娶,情仇恩怨,《禹书》为这巨大变迁写出了生动的记传。

  它是一卷地方志。历史总是在地方行进,这里是讲三峡故事。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就从峡谷起步,走出了不平于平原地区的轨迹,演绎着有别于其他环境的人生。更古坪的人情风俗,神秘诡谲,养育了又束缚着人们的心灵和思维,大自然在三峡涂染的色彩,既单纯朴素而又璀璨鲜明。

  它是一册民族谱。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土家族是白虎的子孙。史家经过繁复考证,认为伏羲与白虎是同一民族的两种称呼。如此说来,《禹书》所讲便不只个体而是整个人类艰苦卓绝的历程和玉成于汝的精神。但其具体所述,则是土家族之中三个家族的纠纷。85岁的陶九香,送走丈夫送儿子,最后瞳孔和眼球都成为白色,灵魂便化为白虎羽化飞升……

  它是一幅宗教图。开卷回旋夏家梯玛祈雨的歌声:“白虎神星,驾雾腾云……”在更古坪,梯是神的化身,每逢年节红白喜事,都要请他设坛显灵。劫难过后,夏家后代被封为“无常”,依然有人信奉。宗教在某些人心中,深深植根,生生不息,绵绵无尽。

  《禹书》耐人寻味,它之味在幽深,在把自然和社会、人性和环境、信仰和命运、记实和诗化,交融为一体。情思幽辟,意境深邃,开拓了刨根问底的求是思路。它的史、志、谱、图素质,弥漫全书不无荒诞的氛围,形成引人入胜的魅力,而其内容,则跟各具特色的小说一样,也自有内涵思想情味,耐人寻味。作家只是在讲述“一个古老族融入文明社会的故事,一个化外村落走进信息时代的故事”,但是这“古老”的“化外“故事,蕴藉幽深,折射中华境内各个民族的命运。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

  这本书不是像一般的小说,只是一个故事,把情节搞清楚,故事有头有尾,把推进搞好,把语言搞好就可以了,它里面融进去了很多东西。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作者的史诗的追求,她的叙事语言虽然不是用韵写,但也和歌谣很衔接。不管是刚才讲到的诡谲,讲到的幽深,讲到的野气,我都觉得作者在想象的时候,在把她的体验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做了诗意的提升,她也吸收了对巴楚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但通过自己的想象,通过自己的审美的体验,重新融铸以后表现出来,表现和感受的方式是诗的。我看《禹书》,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到杜甫,想到我的老师何其芳。这是带有史诗品格的一本书,她用诗意的感受,和诗意的表达,把她对这个民族这块土地的情感呈现出来,呈现出峡江这个地方非常突出的,带有点神秘色彩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有一点宗教性的,有一点诡异的地域文化,我们看看楚辞中也有很多这样神秘的东西,传说的东西,屈原的九歌,山鬼啊都是写这个,很强的一种地域文化特色。但是最初的探索往往是很难的,比如里面写到了悬棺,但悬棺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一个问题,有自然因素、宗教因素、非常复杂的久远的因素。作为一种探求和表现来说,刘芳晓的这个《禹书》也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要挑毛病是很容易的,这个但是真正做起来是难度很大的。

  小说里面氤氲着一种宗教的氛围,重要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也在里面,主要人物的命运的起落,大的历史潮流的激荡,脉络啊,线索啊是清楚的,但这个作品重点写的并不是这个,在她的乡土文化的表现当中,如果来说政治的因素更强,还不如说宗教的因素更强,影响更深。实际上,宗教和哲学艺术像科学一样只要人存在,就有宗教存在,作为族群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不是说你不要它就可以。《禹书》中对人物的开掘、描写,烘托,宗教的因素是很强的,比如黎世家族四代人,整个可以看出这个特点,我们感受到的那种氛围里面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它也还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人。写出巴楚故地传承久远的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宗教氛围和意识,是这个作品很重要的特色。

  作品是作者自我表现的产物,现实主义大师大家首先要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很强的烙印上自己的印记,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带有刘芳晓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记的。能够感受到她对描写对象的那种理解,她像何其芳写《峡江》,像当年的杜甫发现峡江之美一样,把巴国故地的自然山水写得很深,写得很美。

  白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

  这个作品有多么了不得,现在这个话很难讲,但是它的确有种阅读的魅力,她把人的命运和这个地方的命运和时代的大波大澜结合起来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本书。文化人类学,或者说这个新神话主义,是我们现在很热的一个词汇,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上有30多家著名的出版社,约请了全世界一些有名的作家,里面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提名者,搞了一个跨国的大文化工程,写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重庆出版社加盟了,好象是一个商业活动,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很有意思。神话本来就是蒙昧时代的一个产物,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逐渐走向淡化的,甚至走向消亡的.但是新神话主义在我们高度发达的时代重新抬头了,而且越来越热,我觉得人类文化学的研究,神话的重述,不只是对人类童年时代记忆一个遥远的回忆,而且也为人类提供了反思,反思当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现在看来,人类在自然面前还是非常渺小非常渺小的,包括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震动很大。怎么能和自然交汇到一块,达到一种和谐?在这个情况下,这本书的出来不仅仅是猎奇,不仅是把一种逝去的文化的形态表达出来,它的意义可能要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我觉得作者在这方面是有用心的。

  第二个,我觉得人物命运比较抓人,这个书我阅读以后,确实被吸引住了,那种现场感,那种文化形态的一种质感,你进不去你就写不来的,这个比较突出,每天看到很晚。一个非常边缘形态的文化,作者能写出多少东西啊,需要让我们认真来读,认真来想她的?实际上我觉得里面有好多的东西,超过了我的阅读期待,也超出了我的阅读经验。她笔墨特别放得开,没有拘束感。有些情节如果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仅靠作家的聪明和智慧是想象不出来的,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她的长处和她的短处结合的非常紧密,她的人物命运很吸引人,但是人物的命运她都没有把他们非常艺术化地发挥到极致,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讲是典型化的程度不够。像馒头一样,馒头的面很柔道,如果揉到了这个作品不得了。

  蒋巍(中国作协创研部原副主任、评论家):

  她的语言所渗透的力度,不作很温柔、很细腻的交代,具有强大的概括性和跳跃性,文风凌厉,是我看了许多长篇是没有的。写这样幽远、这样神秘、这样诡异、这样高古、这样吊诡的东西,用很绵密的、针脚很细的方法来写,驾御起来反而搞不成,这些年就我的阅读范围来说,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描写古文化、古宗教,古移民的原生态生活上是一个勇敢的,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探索和成果。现在真正地踏入实际地来,真正地把自己放入历史深处,然后打捞出发光的东西,用一种非常献身的精神来写作,来进行文化踏荒活动,这样的作家太少,尤其是女作家太少,有了这样的写作精神,她才有了这么多细节化的表达、细节化的渲染。目前包括男作家写起来那种柔畅寸断,那种绵软的作品比比都是,但这种凌厉的写作,一扫张爱玲似的绵密,和歌舞升平的描写,来一点远古之风,来一点粗砺之风,来一点力量化的写作,有一股种血性的味道,显示出野性之美,充满了怀古的忧叹,这两个优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在当前我看到的文学作品当中能够找到同值同性同感觉的作品,是非常之少。

  第三个优点是能够看出她对历史文化的追求探索,她在努力寻找一个现代的架构来驾御引领。如果离开了时代的历史潮流,那她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些神话,一下宗教化的挽叹,一些人类童年时期的传说的表述。只有赋予时代的内容和经脉,才能使这种宗教和远古图腾,获得一种新的文学化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我们现在想象如果把这部书的两部分剥离开来,整个价值会全部降低,如果写一些古神话那全是给儿童讲的,写一些政治运动这类东西现在也太多了,也写不出特色来。她把一个最古老的东西和一个最现代的东西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不是仅仅沉浸在一个古文化形态当中,而是把古代故事背景推到当代的舞台上,才使得整部书被赋予了活力,赋予了力量、赋予了生机,以及有了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如果过于淡化当代社会,那么整个古文化的推进就过于遥远和朦胧,但是如果推得太近,这几十年来,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又会伤害她对于古文化的情怀。现在它的独特性有了、它的价值有了,它的野性之美有了,它的文化积累有了,但是在结合部上如何既能够彰显古文化的绚丽、神秘,又让人感觉到当古文化和我们的父老乡亲面对现代冲击的时候,命运的摧折使人黯然泪下,这一点上筋道做的还不够。很多书开完研讨会也就过去了,不必太认真,但是这本书,确实是近些年来文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以其勇气以其探索都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

  汶川地震给我们认识和反省环境、认识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很多冲击,人在自然灾难面前多么脆弱和无力,正确认识这个事情,认识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我们会产生新的起点。这本书一个就是讲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给我们很多启示。另外他人、社会、包括革命可以影响人的命运,但是不能影响人的心性,这是又一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感觉。心性的传承有他自己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什么,也许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这个作品主要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味道,是我们从别的作品上看不到的一点,当然它也提到社会生活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比如写到了妈武这个人为了生存不断地游曳在各种社会形态中,最后悲惨的死去,无论是黎爹柱和他的儿子黎妈武,他们从心性上都有一种“蛮夷也”的内核,不管他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他在“蛮夷也”的内核上有他的基本的东西在。另外我觉得这个作品写性这个方面,文笔是很含蓄,很到位,很坦诚,很深望的,让人看到性行为中远古的遗风,里面有生殖崇拜的意思,然后还有人性和动物性的融合,人的生产和土地本身的生产这种和谐对应的关系,在这点上她不是一般的写,是很有文化的写,她不停下,写的很好。然后这个作品有很多虎的意象的描写,比如说这个陶九香化成白虎归西了,让子孙门看到他化白虎,其实我觉得这些意想都是很多文化所暗示的,意向和幻想,或者说是想象,这个陶九香是不是真的化成白虎了,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了,问题是他的话,和这个人的看,都是受到了某种文化的暗示而构成了想象和幻想,我觉得他就表现的一种神秘文化和神秘心境的传承和接触,整个作品他给我们很多新鲜的体验和感受,我觉得这个作品不是我们简单能说清楚的,如果要说清楚,我们还要好好的再读几遍。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姓巫,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文化特色是巫,特点在巫上,她抓住这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也是在这里。她写出了巫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态在整个山区生活中所起的根性的作用,结合的比较好。巫教一个特点是它的功利主义的行为模式,你看里面描写的枪啊是可以通神的,老巴子一来啊要改朝换代了啊,中国的这个民族能够生存那么多年,文化传统不灭,和这个是有关的,它并不形而上。因为巫是操纵鬼神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技术了。里面关于民族发展和宗教的融合还是比较好。再一个就是人本主义的,也有积极意义,就是鬼神操纵不了我我来操纵鬼神,像在金氏,关在院子里,她还能够有一些手段,还把秦猎熊弄成弱症了,夏良现还能被阎王封为阳无常,还拿到了一些人的魂,这些都是和西方的信仰不同,不是敬畏尚神,而是我在操纵神,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哲学,什么厚黑学,什么曾国藩,都体现一种文化形态,我们西方不信,儒不信巫也不信,我们信的就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我们能够不断的变化,生命力才能很旺盛,在这点上写的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把我们的根性写出来了,她还写出来日本的飞机驾驶员,掉下来身上的护身符竟然和夏七发画的差不多,就是说亚洲文化有一种共源性,过去没有人这么写啊,她这么写的方法很有意思,虚实相间的方法也是很棒的,另外叙事上,她那种一点都不做作,那种老道啊,一点都不乱,整个来讲我甚至觉得,大作品的气息都有了,整个真的很纯文学,就是费读。有些东西太略了,架构这些都还不错。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评论员):

  从社会政治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从原始社会形态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从1934年一直写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而言,选取这样一个民族来表现人类文化的进化,用这种方式写文化,我感到很奇妙,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她是把作为小说内容的三个家族、黎、夏、秦三家,把他们通过婚姻关系,通过利害关系扭结在一起,从而把这个近百年的历史展现出来,我觉得也是非常奇妙的。第三个,我觉得她的叙述奇妙,现在说实在的,动辄就可以写到一百万字。那她这个写近百年的历史,三十多万字吧,叙述上灵动、跳跃,所以我觉得这书奇妙。另外,我有一些和前面发言者不一样的观点。第一,我讲这本小说它是一本文化小说,在文化小说当中,人物就是文化符号,把它的文化符号,把人物的性格、命运写得那么透彻,这不是文化小说对她的要求,这一点我不太赞成有些意见。书中妈武最后死了,连尸骨都找不到,这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义,她在表现一种文化,当它和社会现状冲撞以后,它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我看前言里有一点说得特别好,她说到我们DNA中共同的原始恐惧和生命冲动,我觉得写这样一种外在文化,必然是自己潜意识当中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原始形态的民族身上彰显出来了,在他人的身上看到了你自己,有一种“哦,原来我们有很多不清楚的东西,原来在这里”,但这种原始恐惧现在表现得还有点庞杂。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

  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五十多年历史一种自觉的认识和把握,对生活的高度成熟的理念的陈述。面对地震这样巨大的灾难,过去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从中找到乐趣,实在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昨天一直到今天,我都是在细细地读这本书。这本书它其实外在看是在写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载体,在这个文化世象大量的描写里面,她写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感,同时,它要凸显就是一种对人性、对生活、对人类内心的理解,对理想生活的理解。我把这些文化事象都看作一种形式,看作情感的形式,就象苏珊朗格所讲,这些事象全部都成为一种形式。从一个侧面上看它是一个历史小说,表层是文化小说,第二层它是历史小说,她写了将近一百年一个家族或者民族或者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艰难历史,从内战开始,一直到土改、到大跃进、到文革,这些我们经历过的痛苦,那么在这过程中,她要写的就是这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这种活力,天行健自强不息的那种精神,从自然的生命,到更为成熟更为自觉的那种生存意志,而这当中她写的是至爱深情,一种非常丰富的人性的情感,所以,我读这小说经常会被感动,里面写到与人相关的狗、虎,几个场景非常催人泪下,作者很成功地找到了存在这种情感和这种内心的形式和细节,另外象里面这种飞舞的蝴蝶,有很多魔幻的东西,而且运用得非常自然,马尔克斯叙事的经验,这种象征力的用大量魔幻的手法,自然地用在她的小说里面,她在这里写到儿子死了,母亲看见蝴蝶飞进来了,它把人内心的那些感应,情感的关联魔幻地写出来,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打动人的力量,对这部小说,我真的感到很吃惊,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期待。还有作者的语言才华,里面有很多修辞,达到这种技巧上的成熟度,她里面有一句写人内心的复杂体验,说不知从何时开始,长子的命运,就是死在甘肃的妈武的命运好象被人栓在一条皮鞭上,起落都让妈妈陶九香人揪心,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准确,这书我读得很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读,而且我们给它高度评价的一部作品。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小说,我觉得这部小说的叙事有一个动力,它既不是写20世纪中国的历史,简单地写某一个部族它的进化的历史,她是把人类进化的时间和社会历史进化时间的一个冲突,作为她的叙事的基本动力,这是我找到的这部小说的当代性,所以这部小说只有当代人来写,而不是过去随便什么年代的人都能写的,因此我首先找当代性,这个当代性社会历史时间和人类观念进化史的时间之间的冲突,因此他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因这个基本冲突而导致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家族的命运,不是来自自然对它的伤害,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对它的伤害,而是这两种观念对它构成的矛盾,导致了这部小说的整个叙事动力,我觉得这是这部小说的当代性所在,如果不找到这个当代性,那么小说随便哪个年代的人都可以写,这点非常重要。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她有比较强的观念在里面,这群主人公夹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夹在朦胧和清晰之间,夹在科学理性与神秘信仰之间,理性凸显之后,他导致了一系列的人物悲剧,这些悲剧都是因为这两种观念演变的时间差导致的,社会历史时间发展好快,她这部小说写了六十多年历史,从三十年代一直写到九十年代末,电脑的出现,这六十年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群人的观念的变化,确实非常缓慢的,这种缓慢和非常快速的历史时间的演变,导致了整个人物命运的各种复杂的形态。如果一直紧紧地抓住这样时间冲突和观点冲突,这部小说的主题非常紧凑,问题在于很多东西冲淡了这种核心的冲突,包括斗草啊、道场啊、巫术啊等等,这些东西不断地跳出来,压住,冲淡了人物的命运。

  火  岛(重庆市作协秘书长、评论家)

  刘芳晓以少见的激情和灵性,专注于探究巫术文化与土家山民日常生活、社会习俗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探究民俗宗教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命运走向不可忽略的影响,使这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叙事风格,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是近年来重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式的独立思考和发现,是作者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走向这一大文化课题的敏锐感知。

  从小说的整体文学表现上来看,这部小说体架构宏大,枝蔓清晰,在文学叙述上清新,简洁、灵动,显露出作者不可小觑的文学才气。作者将魔幻,荒诞等多种艺术手法融合贯穿整部作品始终,竭力摆脱沉闷、绵长的传统叙事和描写,极力探寻和创造一种具有当代文学风格的叙事语言,一些章节和细节写得非常有灵气,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较好地实现了自己在文学表现上追求意图,使小说在艺术上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新颖特点。刘芳晓这部小说的创作成功,是重庆文学创作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亮点,也给多年来一直困绕在时政文学、政策文学上徘徊不前的重庆文学,开启了一道通往当代叙事文学的门,倘若这道门能够被更多的重庆作家打开,倘若重庆文学今后能再多一些这一类从思想到文学观念都是独立而多元的,文学表现上风格迥异的积极探索,那么,重庆文学的崛起就指日可待了。

  陈众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评论家):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必定有自己的阅读经验、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觉得《禹书》是一个很难得的宏大叙事,中国文坛最近这十多年,除了《白鹿原》和《尘埃落定》,就是这一部了。现在大家似乎都不屑于这种宏大叙事了,最主要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淡化”,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坛就越来越个人化、主观化。其次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种种思潮的影响。众所周知,以资本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时代正在削解我们的很多传统的观念,包括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空隙来风。后工业时代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可以忘记自己所处的地位了呢?实际上我们还处于一个工业时代和前工业时代并存的社会,能不能像西方作家那样面壁虚构、作哼唧状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禹书》能不能跟《白鹿原》或《尘埃落定》相比?我认为是可以的,只不过他们的风格不同,内容和题材不同。《白鹿原》是一个非常汉文化的一个作品,它的历史感很强,但是它没有史诗感。汉民族历来是缺乏史诗精神的,更缺乏神话意识。《尘埃落定》是有诗意的,也符合它的描写对象,即土司阶层的没落,具有藏文化的特殊韵味,但它少一些更原始的文化图腾意象。《禹书》具有鲜明的图腾意象,其对土家文化的展示表现了浓厚的史诗精神和神话意识,所以这个作品在当下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们目前汉文学的小我至上,即极端的个人主义表演,我是非常有保留的,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这个特权。

  第二点它跟《百年孤独》确实非常神似,包括黎爹柱和布恩蒂亚的相似,还有几代人的境遇、命运,最重要的是其中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神话传说,都让我想起《百年孤独》。但是刘芳晓和她的这部《禹书》使我觉得有点惋惜,那就是她不像马尔克斯,有许多神话、史诗作参考。中华民族有其自豪的二十四史,这个历史从某些程度上是冲淡了我们的神话意识,冲淡了这种史诗感。马尔克斯很聪明,他也很幸运,他有《圣经》做范本,所以他的结构就是圣经式的,而且他很会取舍,以至于马孔多六代人命运,完全同《圣经》挂起钩来:从失乐园,到最后的世界末日——被飓风一扫而光。总之,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范本,或者说是神话、史诗架构作参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汉民族特别缺乏这个史诗精神。刘芳晓如果继续写这方面的内容,我建议她不妨看看《格萨尔王》、《玛纳斯》这些汉民族之外的神话、史诗。

  第三点是对文化传统怎么看。她对这种原始文化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画面都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又回到强烈的历史感上了,没办法,还可以适当地拉开距离。马尔克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比较好地驾驭这种题材,这种美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高度上,拉开距离,进得去,又出得来,你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还可选择另外一个文化遗产,再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来,写出不同的架构,完全是可能的。我所要提醒的是,要站在更高的文化、历史的高度。

  包明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评论家):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民风民俗的一个陈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零落的珍珠,飘落的花瓣,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他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大家都讲了,他展示一个精神的逆境和心灵的密码,这点上是最可贵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但整个来说并没有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构建,还是缺乏塑造人物的构思,用一个原生态批评的术语是综合性的理疗,我想作品还是缺乏综合性的理疗。族群的原形这种残余永远潜藏在人民的心中,这个东西综合性的把脉还是需要的,大家喟叹芳晓可能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是马尔克斯是把现代性结合上去了,我感受到这个作品对现代性实际上是比较矩斥,真正的精神逆境也好,心灵密码也好,当和时代冲突时,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明确的有走向的流程,我们在对它的把握上不应该是对立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评论家):

  这个小说我一看我就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诗性,一开始巫歌啊,迁徙啊,非常具有诗性,小说的第一稿我看了,第二稿我也看了,也写了审读意见。过去的史诗侧重在历史,过去写史诗就是写历史,不过是分了行而已,有了历史后,现在的史诗就是写诗,历史不过是个背景,现代史诗中主要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感情,她的这个小说里充满了情感性,充满了诗性,里面的历史只是个背景材料,是为了满足表达这个情感的需要,它的原始宗教,它的巫歌也好,它的仪式也好,汪曾祺说民俗是我们民族的诗情书,作者写了很多民俗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充满了诗情性 ,是很有特点的,第二个呢,它写少数民族,是对我们寻根文学的一个发展,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起伏,有一个共性,当时是一些很优秀的作家,进行文化寻根,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当时出来的一批作品基本上是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并不多,但实际上好多作家他们的成果在以后的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贾平凹的《高老庄》之类。这个作品是对我们文化寻根在长篇小说上的一个发展,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基本上讲的是汉族文化,咱们是炎黄子孙吧,汉族是皇帝的后代,鲁迅二十一岁就写到“我以我血荐轩辕”,因为当时还在满清时代,还在驱除鞑虏,汉的正统的思想,但是现在已经很大一部分程度认为轩辕是汉族的皇帝,神农是炎帝,是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对我们汉民族文化有很大的补充。凡是写正统文化的,写得都不太好,但是写到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时候,我觉得都很有活力,她的小说本来叫《虎咒》,当时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后来她改为《禹书》了,这个寻根意识更强了,或者说更有概括力,各有所长吧,给第一稿写审读意见,我就说这个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也好,或者什么取舍语言,包括风格也好,都与这个故事结构有关,那么这个故事结构开始,这三家人的关系,我觉得结合得不很紧密,后来在第三稿,后半部分大大加强了人物关系和命运的交代,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也同意有些方面,故事性中间还有许多不足,但是我更同意陈众议的说法,一部有特点的小说就是一部有贡献的小说,没有什么特点,好像没缺点了,其实也没什么贡献,这部小说里面,它的特点和贡献都是比较明显的,不一定非要修改不可。

  阎晶明(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评论家)

  如果要我提意见的话,我就想说,我觉得在小说里面渗透民俗学这方面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她在前言里面也提到“地理造就作家”,这句话,我也很欣赏,但我唯一想指出就是这种文化的民俗的符号,不一定要通过那种让人觉得生僻的人名、器物等等来体现,对大量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进入的障碍,我曾经在给迟子建写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评论中写道,真的你把地方民俗、文化吃透以后,也可以用一些简易的,便捷的,让大家都觉得易懂的表达,我就说这些。

  王青山(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决定举行这样一个研讨会,觉得是对我们重庆作协,对我们重庆作家的一个关心,另外就是各位专家在百忙当中出席今天这个研讨会,我们表示感谢。今天这个会我觉得开得是很有质量,我相信芳晓同志一定会吸取这个营养。第三点就是刘芳晓的创作,如果要说“三贴近”的话,她对那个地方的文化、历史、民俗,那是有一个很长的积淀,也算“三贴近”吧。她能够创作这么一部作品,也为重庆作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刘芳晓

  我用简短的时间说说自己的感想。

  三峡是中国古人类演化的摇篮,江岸千峰万壑隐匿着上万年的原始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二千多年来,文学被打上了儒家思维的单色烙印,玄幻深邃的长江原生文化为缙绅先生难言之。

  《禹书》尝试通过神话和神歌进行文化和地理双重意义上的探源,尝试用神话解码历史,来表现这种古老文化及其文化背景中的产物——人;通过一群初民带着祖先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融入文明社会和信息时代的故事,反映长江流域同源族群传奇的历史文化过程。相传大禹因获神助治水成功,禹步禹诀上承伏羲之五行八卦,为万巫之源,文化记忆直接影响民族成长。

  “禹书”就是“巫书”,提供一种文化反思的视角。

  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和一个村落的群体潜意识决定了他们留在所走道路上的独特脚印,通过这脚印,可以重温长江流域同源族群传奇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过程,重温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命困境和生存挑战。

  楚辞之根源为屈骚,屈骚之根源是巫风,感谢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巫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艺术家江碧波女士为本书绘制插图;感谢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作协给予的帮助和关心;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至始至终的有力支持;感谢迷人故乡对我的重大启迪。今后一定不辜负作协领导和诸位评论家的重视,把今天的意见带到以后的创作中,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再一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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