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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红 书写乌江风情与诠释土家精神

                                 作者:肖太云   信息来源:论文网

   
    地域寓言与通常意义上的“寓言”不同,它不偏重讲故事,而着力于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的书写与审视。它与“寓言”又有一定关联,作者讲述与记录的“地域”具有“寓言色彩”,有鲜明的独异性,作者的思索和特有的寓意尽在其中。

  田永红作为当代乌江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将目光始终聚焦乌江。他的《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写乌江人、乌江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突出。

  对乌江水墨山水画的临摹、绘制是几代乌江作家的共同主题与自觉追求。在田永红的笔下,既有乌江的诡异与奇崛:“灯走在古镇的小街上,在他眼前的是白浪滚滚的乌江,悠长的峡谷不断神秘地永远伸去,仿佛扭曲的悬崖绝壁的岩层,这映证着大自然以及人心的不可思议”(《信号灯》);也有它的狂暴与粗野:“乌江水流得很急,滩长而宽,晒席大的波涛,一涌一涌的,像千百匹马拥挤在一起飞奔而去,发出轰轰声响如火车开过”(《寻》;还有它“蒙娜丽莎”式的温顺宽厚:“天气好的时候,他站在高处,可以见到眼前这条蓝蓝悠悠的江,一直流进那蓝蓝悠悠的天空”(《湾里》)。乌江有多情的月:“月光如洗……女人渐渐消失在白茫茫月光下”(《炸滩》);有梦幻般的雾:“江上此时的雾,薄薄的,如蝉的翅膀,远远看去,像浸泡在红太阳里的纱巾”(《燃烧的乌江》);有险恶的滩:“鬼王滩……水下坡陡浪高,水流湍急,漩涡山洞一般”(《炸滩》);倔强的树:“横生在绝壁上的岩柏树,画了一道弧线,顽强地向上延伸,丈把高的枝杆,竟有碗口粗的虬根裸露在悬崖上”(《湾里》)。乌江不仅水美,山也美。“雨后天晴,梵净山显得更美了。峰峦叠翠,云蒸雾腾”(《行走的婚床》),“莲花山是一个漂亮的地方,站在高处任何一个地方往下看,它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山》)。

  田永红熟悉家乡的山水风貌,对生养自己的民族情有独钟,因此偏僻、封闭的土家族村寨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叙事场景。圪垱井、洋荷坳、湾里、老司城、仰天窝、鲇鱼寨、峡谷镇、莲花寨……这一个个光鲜的寨名就透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一条名叫相思河的河流从中间穿过,(莲花)寨子就围着河畔建在观音的盘腿上,依山傍水,清一色的吊脚楼、石阶阳、石院坝,石巷子深不透底,飞雪下雨,行人打从上面踩过,湿不了脚”(《莲花山》)。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对撑山鱼寨的刻画与雕琢:“撑山鱼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古老的渔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象征。撑山渔寨就镶嵌在乌江深深的峡谷里……寨子中央有一条悠长的小街,街不宽,但特别悠长……这撑山渔寨的名儿,其实来源于一个传说……”(《撑山鱼》)山长水远,似乎有沈从文的“边城”世界与戴望舒的“雨巷”的历史感,民族地域特色及寓言色彩立时彰显。

  田永红是思南乌江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思南有土家族20多万,是构成武陵山土家族的重要部分。思南土家人伴随着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有“打闹歌”、“薅草锣鼓歌”、“乌江号子”、“上梁歌”、“踩门歌”、“放牛歌”,狩猎活动以及伴随而产生的有“八音”、“打溜子”,吹木叶、花灯戏、龙灯、狮子舞、包谷灯、金钱竿等艺术,显示出土家人的古风习俗对生产、生活和文艺现象的强烈渗透,无不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乌江岸边的土家族作家,田永红将土家民族这些特有的农事习俗和节庆民歌有意识地揉进自己的小说,《圪垱井》中对“祭井”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傩忌仪式进行了再现与复活,很有沈从文《神巫之爱》的感觉;作品中还有对神秘的“拜傩母求子”仪式的交代,也很有特色。《燃烧的乌江》对“薅草锣鼓”热闹、活泼而又充盈着生命力的场景的临摹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新鲜又好奇,整个作品泛溢出生机与活力。《沉重的航道》中弄船人江神爷令人荡气回肠的“乌江号子”:“歌声节奏厚重而缓慢,一句一转,一句一叹,每一句的尾音都拖得老长老长,直到被远远地悬崖碰落砸断,歌声就像闷雷一般在江里滚荡。”《望江楼》对土家婚俗的细腻描写和《行走的婚床》、《沉重的航道》、《炸滩》、《岩豹》等对充盈着野性情欲的土家山歌的大量征用,都使得作品的艺术特色鲜明而突出。
  
  民族情结的坚守与执着
  
  田永红民族感情弥笃深厚。他在作品中对土家人民的人性美好与传统美德作了深入全面地演绎,并作为自觉的言说选择和话语策略,将其内化成作品的一股基本理念与精神。

  田永红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对土家族进行了充分地展示。《行走的婚床》以秀丽的梵净山为背景,以抬滑竿人的艰苦生活为生长点,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巫江、巫海父子俩“活得如此硬气、如此尊严”的性格特征。“像古树一样坚韧、顽强,正直向上”的巫江更是作者着意突出的人物,他见义勇为,冒死从乌江救人不贪任何回报,要大学生儿子与他抬滑竿挣学费,对脚力钱不多求分文……《不朽的奏疏》写历史上田秋的实人实事。主人公出身于贵州思南府一土家仕宦书香门第,在明嘉靖年间,他为了完成发展家乡教育、为家乡兴盛图强谋出路的心志宏愿,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奏上千秋一疏。

  刚健自强、发扬蹈厉,这是土家人的血脉和根基,代代相传。《端阳正涨水》中的翠翠和映泉、《山妹子的歌》的山妹子和牛牛、《走出峡谷的乌江》中的秀秀和阿峰、《圪挡井》中的骆彪和秋秋,为了自主人生与命运,大胆地进行爱与憎的追求。《沉重的航道》中的江神爷、《寻》中的徐梦、《信号灯》中的亮、《炸滩》中的黑牯牛等等,舍命追求自己心中认定的信念。

  俄罗斯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曾说过:“衡量一个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从这一角度来审视,田永红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

  土家族是一个崇虎的民族,世代以白虎为图腾,因此土家人向来就骁健坚忍,富于反抗气质。《后汉书》卷八十六说:“板檐蛮(土家族先民)天性劲勇……”。《晋书·乐志》云:“号板檐蛮,勇而好斗……其俗喜歌舞”。田永红就说过:“土家是一个‘天性勇猛’、‘剽悍尚武’的民族,崇武劲勇的精神已深深渗透入土家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作中,田永红着意突出了土家民族富于反抗的气质。《炸滩》中的黑牯牛性格坚毅刚猛,从不服输,在龟王滩相继夺去了他妻儿的性命后,他的后半生就与这不知吞没了多少水上人的“鬼滩”卯上了劲,暗下誓言不炸此滩誓不罢休。在吃公家饭的航道工程队把乌江忘了的时候,黑牯牛拼了自己的老骨头,在一个月上中天的时候,与龟王滩同葬乌江。田永红在这篇小说中将炸滩行为渲染得惨烈异常,对黑牯牛骨子里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浓墨重彩地勾画铺排。《端阳正涨水》、《走出峡谷的乌江》、《圪垱井》、《信号灯》中的主人公们或反抗家庭、或反抗强权、或反抗习俗,将反抗进行到底,反抗得轰轰烈烈。《古镇轶事》中的老疙瘩即使是观念落伍了,但血液里的反抗因子也永不会泯灭,为了缅怀那远去的摆渡生涯,宁愿身死以示决心。作者对这个乌江上的老字辈人物既爱又怜,爱多于怜。在田永红的小说中,连武陵山脉间的野生动物也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岩豹》中的岩豹为了复仇与生存,将一幕反抗剧上演得荡气回肠。

  土家族人天性质朴憨直、诚实厚道、重礼义且热情好客,“一般习尚,向称淳朴”。田永红在创作中对土家的这一民族性格也进行了呈现。《湾里》的斑老汉性格纯朴,不愿连累队里而宁愿搬到湾里跟羊群生活在一起,自享其乐;而救江边落水人是凭着“要当替死鬼,他早就是了”的人生本份和信条在做。《沉重的航道》中的江神爷有着一个乌江人的善良天性,竟能原谅害自己“坐了5年大牢”、“一辈子吃尽了苦头”的大冤家“割一刀”;并要求“割一刀”将用于感恩赎罪的钱捐给学校,造福子孙后代。这些人无所苛求,凭良心和本性做事。

  评论家张韧说:“首先在寻根旗号下荟萃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青年作家,他们各自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追寻人类的远古历史与蛮荒时代,观照了华夏之族的拙朴、粗犷、神秘的生命力和仁义礼让的传统道德,浸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为‘中国小说能与世界对话’(阿城语)拓展了蹊径。”田永红对自己民族的“善根”开掘很深、表现很浓。即使谈不上为“中国小说能与世界对话”拓展了蹊径,可至少为少数民族文明与中华主流文明的“对话”开辟了一道小径。

  土家族对爱情的态度历来比汉人更少藩篱,他们爱得炽烈大胆、豪爽泼辣和忠贞痴诚。正如土家山歌:“有情哥哥你听真,锣鼓一锤定了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

  田永红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热情唱出了土家儿女的痴情与痴心。《端阳正涨水》里的翠翠,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爱着映泉;《走出峡谷的乌江》里的船工女儿秀秀,面对着父亲的威逼和未婚夫牯牯的暴力,毅然与自己的心上人阿峰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圪垱井》里的秋秋,不屈从父亲的压力,一心爱着“叛逆青年”骆彪;《山妹子的歌》里的山妹子,在恋人牛牛牺牲在自卫反击战场后,对牛牛的爱仍坚贞不渝。田永红还在《沉重的航道》中刻画了江神爷对云的终生爱意,《望江楼》里土家姑娘成圆对江晨的一生相守,《钟点工腊梅》对残疾丈夫唐新的不离不弃。另外,还有《燃烧的乌江》中春花与毛狗火辣辣的恋爱,《莲花山》中
春与湖南哥滚烫烫的情欲,《信号灯》中亮对娥蛮横的爱。田永红通过对乌江儿女野蛮强力的爱欲、情欲的直接呈现,提炼出了少数民族人性的本真与观念的素朴的内涵旨归。

  田永红还在作品中表现了土家人崇尚俭朴与艰苦奋斗的传统,《湾里》的斑老汉、《行走的婚床》中的巫江父子生活上不图安逸,坚持自力更生。田永红也在小说中表达了土家族重生轻死、乐观豁达、回归自然的生死观,《炸滩》中的黑牯牛、《古镇轶事》中的老疙瘩以一种非常、从容的赴死来寻求与自己一生钟爱的江水永相伴随。

  立足于土家族和乌江流域,着眼于土家族的社会生活与土家族地区的山川风物,着力挖掘和热情吟唱本民族的民族风情、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诗样语言集中表现土家族的整体艺术形象,一直是田永红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他一方面把自己民族的生活状态揭示出来,形象地描摹了本民族的风物、风情、风习;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田永红还在他的创作中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了对族群生活的表象和普遍性的文化意象的思考。
  
  创作视野的守成与开放
  
  田永红的创作在题材上是“守成”的。他坚守土家之根,其小说常常在乌江地域文化和土家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田永红在他的小说中构筑与持守了一个由乌江独特的地域风情、地域人生以及地域语言合成的“边缘世界”。作者挚爱家乡这片热土,山的魂魄和水的精灵铸就了他特异的高原文学。在田永红的小说世界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连绵的山崖、幽深的峡谷、茂密的山林以及奔腾的江水与清亮的河溪。如果说山川江河、地物风情筑构了他小说的血肉,那么土家人的生活百态、价值伦理则是他小说的筋骨和魂脉。偏僻、闭塞的土家山寨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叙事场景。山寨里人们既有吃水上饭的追求与失落,如《湾里》、《走出峡谷的乌江》、《沉重的航道》、《撑山鱼》以及《老疙瘩》、《炸滩》;也有吃山里饭的欢欣与艰辛,如《青龙河畔古檬树》、《圪垱井》、《三月,那粉红的桃花》以及《行走的婚床》、《燃烧的乌江》;有山民撵山的死,有渔民捕鱼的生,有美也有丑,有山歌也有傩钹……

  作为典型的乌江地域文学和土家民族文学的代表,田永红的创作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既有着高原峡谷文化的怪异与奇崛,也有着与山相依的水文化的鲜活与灵泛。“人怕伙,卵怕搓”(《行走的婚床》)、“眉喝眼笑”(《望江楼》),这是信手拈来的地方俗语;“背驼得像把夜壶”(《燃烧的乌江》)、“太阳像一盆扣在天上的火锅”(《寻》),这是灵机一动得来的地道比喻;“廊场”、“刹广”、“吊脚楼亮得极高”,这是形象而贴切的地方口语。

  田永红在创作上不仅仅只是“守成”而不“创新”,他还有着“开放”的视野与“求变”的意识,对乡土的“现代变化”有清醒地认识,对现代叙事艺术能兼收并蓄。

  田永红面对的毕竟是“现代”乡土。他既感叹于乡土的凝重,也欢欣于乡土的变化;一方面沉醉于乡土的宁静与古朴,一方面又谛视着外间世界给予乡土的“复杂与纷扰”。《青龙河畔古檬树》塑造了一个处于新旧思想交汇关口的老辈人物——二公。二公是洋荷坳这个古老而幽静的小寨子里辈份最高、最受敬重的老人,住在寨子里百年古檬树的旁边。在改革开放的潮流面前,二公这个“老时代”的人物“又悲又喜”,悲的是他忠实守护的“古规”的“胡破”,喜的是破了“古规”引来能造福一方百姓的新事物、新思想。《圪垱井》里的小字辈人物骆彪和秋秋敢于挑战在圪垱寨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骆五公,用科学方法的指引“炸”来泉水,击破了五公用傩仪“祭井祈雨”的陈规陋习。《端阳正涨水》和《走出峡谷的乌江》里的土家姑娘,能大胆反抗父辈们的包办婚姻,土家的有志小伙子也有闯劲、勇于开拓创新。《湾里》这篇古朴、宁静的小说也镶嵌着后辈们对“湾里”的美好开发规划。与弄船人《老疙瘩》对新生事物极端不适应相对的是他儿子的与时俱进。《刹广》、《燃烧的乌江》直接或间接触及到了土家儿女走出大山后的人生际遇。这是田永红的“开放”视野,诚如他那第一本小说集子的名称《走出峡谷的乌江》,他将创作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当然,田永红也有着“沈从文式的悲哀”。他在《手镯》、《搞业务的汪三毛》中看到了土家人在外来冲击面前,正把那一点朴素的观念和本真的人性逐渐消失。对此,田永红深怀痛惜,并有清醒认识。

  《燃烧的乌江》集子中有一篇特别的小说《寻》,验证着作者在有意识地借鉴和吸收着现代艺术的叙事技巧。《寻》有点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派的色彩,读来如在云雾中,有类似贝克特《等待戈多》的阅读感受。小说主人公“他叫徐,全称徐梦,或称寻梦,梦娃崽”,主题为“寻找桃花洞,也许就是寻找一个梦”。徐是“寻”心中的恋人,“寻”理想的家园,还是“寻”土家人的源始。是耶?非耶?无尽意味在其中,由读者去自由联想。这篇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略嫌粗糙,但毕竟是田永红的首次尝试,是他向现代叙事艺术大胆迈出的第一步。

  综观田永红的创作小说,虽然在“结构”故事和情节的紧凑严谨及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与娴熟运用方面还不很成熟,在写出“民族”特色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加强作家个体对生活、生命的感觉和认识;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结合时代精神以理性的眼光,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地打量、开掘,并作出清醒的审美认识和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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