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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烟(二)

                           作者:吕金华  信息来源:土家文友

  (接一)老者说着的时候,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浑身跟着一阵一阵地紧张,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下来了。直到一个中年男人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大伯,这么晚了,回去啊!”老者这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一口气,对我说:“这是我的侄儿。”又对中年男人说:“我给这个小兄弟说我的故事呢!”我赶紧站起来,说:“大爷,谢谢您。”老者说:“没事,明儿个再讲。”就跟着他侄儿走了,路灯下,老者的背影微驼,步履蹒跚,我忽然鼻子发酸。

   一直坐在门边的老太太这时也站起来,对我笑笑,说:“你们爷儿俩有缘啊!老于好几年没有说这样多的话了。”

    啊,他是于大爷。他原来是干什么的呢?

    老太太笑笑说:“离休前是公安局长。这么多年,只要天晴,每天下午都在这里。”

    老太太微微驼背,很慈祥,咔叽布衣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衣,领口都扣得紧紧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出身。

    老太太说:“老于一辈子没有成家,离休后也不愿意回老家,组织上就把他侄儿安排过来照顾他。老于最大的事情就是每天到这里来看风景。我的命就是老于救的,还安排我到前进服装厂上班。没有老于,我这把老骨头几十年前就没了。好人啊!就是不晓得成个家。我也不知怎么报他恩,就只给他准备开水。”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老头。看来,老太太也不知道于大爷给我讲的什么。

    “退休了,他就变得有点儿怪了。”老太太说。

     这一夜,我没怎么睡着。于大爷的故事震撼了我。

    又一个天晴的下午,于大爷接着给我讲故事。

 

    你们后生家不晓得,恩施城可是不得了,那时的恩施城有多重要你晓得吗?陪都屏障!一九四二年,大英帝国出版的地图册上,武汉是两个圈儿,恩施是三个圈儿。不是恩施城有多大,是二战期间恩施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鄂西会战的时候,从宜昌到恩施四五百里纵深没有战略防御,日本人炸恩施,炸死了四百多人。好多年,我一看见这城里残脚断臂的人,心里就瘆得慌。就想到我那被炸死的妹子和外甥,就伤心就愤怒,这多年,我隔一段时间就上山去,在妹子和外甥的坟前坐半天,也没有什么多的话说,就是在他们边上坐一会儿,抽一会儿烟。妹子好像在对我说,不急,哥,你总会找到他的,他跑不掉的。这样,我的心里就会好一点,轻松一点。你说,我不把那个狗日的挖出来,我这辈子怎么睡得着瞌睡?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天他落到老子手里,老子就找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慢慢地活剥了他的皮。

    可是,明明感觉到那狗日的就在身边,就在身边哪个阴暗角落里看着我,看着我一班人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恩施城里到处乱窜,看着我一夜又一夜睁着眼睛睡不着,看着我守在电台边上等候那个幽灵一样的不明电波出现,可我就是见不着他,好像伸手可及,却又无影无踪。他就这样跟我耗着了。谭忠德老是跟我说,他肯定落进清江河里喂娃娃鱼了。可是打死我都不信,这狗日的就在身边,我甚至感觉得到他的暗笑和呼吸,我相信我的直觉,我说:“谭忠德,你永远都不会成为一流的特工。”

    果然,我记得很清楚,鄂西会战结束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深夜,我和谭忠德守在电台边上,这是例行的值守,突然,那个不明电波又出现了,我一个激灵,浑身汗毛竖立,那手法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呼叫得十分急促,我的判断终于应验,这狗日的果然没死,还在恩施,这样急促的呼叫肯定是有重要情报。谭忠德赶快拦截,可是,不到两分钟,那信号就又消失了。恼火的是,自鄂西会战结束后,战区的监测车就调往昆明去了,我们根本无法锁定。不一会儿,谭忠德就破译出来了,电文的意思是:恩施已无战事,请求撤离。但是,整整一夜,我们大张着耳朵,却再也没有捕捉到任何信号。

    恩施已无战事,我的战事却更紧张了。还有谭忠德。

    我浑身紧张,也浑身是劲儿。那几个月,我带着我们行动组五个人,在恩施城里疯狂地搜寻,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还是有组织的人了,我在所有经营电池的商铺里蹲守过,挨家挨户地查找可疑人员,日以继夜地守候在电台边。在外面,我们铺排了很多的眼线。我肯定,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这家伙是不会撤离的,这是干我们这行的规矩。可是,没有一点线索。

    谭忠德他们都知道我要报仇,他们都发誓此仇必报,我就像一头孤独的困兽,每天带着谭忠德在恩施城里乱窜,试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一点进展都没有。时间久了,慢慢地,也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情了。转眼之间,抗战胜利了,恩施城里锣鼓喧天,大街小巷欢欣鼓舞,我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里走着,寻找着,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的脑海里翻滚着那浓浓的黑烟,那不明电波像幽灵一样在我紧绷的神经里穿梭,背后老是有一双阴沉的、带着讥笑的眼睛在盯着我。我不知道,人们有什么理由这样高兴,抗战八年,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一下子就可以高兴起来吗?紧接着,省会回迁武汉,大家都顾着回武汉的事,我本来是回武汉的,可是,我就是走不了,我不能走。我通过秘密渠道请示,经组织安排脱离军统,在恩施潜伏下来,迎接新的战斗。谭忠德也跟着我留下来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放过那条漏网之鱼。我走了,那狗日的就真的漏网了。还有就是,我走了,我的妹子和外甥就真的成了孤魂野鬼了。

    抗战胜利了,人们没有高兴多久,内战开始,省会迁走后的恩施,就又成了一个破败的小城,人们过着简单而又惬意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山外正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也没事可做。但是,我时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搜集情报。平时我都是在城墙上的老樟树上看广告,这是我与组织联系、接受组织指示的地方。这个地方正好把五峰山的五座山头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连珠塔,就像托塔天王李靖手里的镇妖塔一样,远看又像一根竹节钢鞭。看到那个山头,我就会想到那股黢黑黢黑的浓烟,想到妹子和外甥,就会想起那个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溜掉的鬼子。老樟树上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站在那里看很久很久,橘树绿了,橘树黄了,从春到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每一次,恍惚看到那山头上燃起黢黑黢黑的浓烟,使劲儿一看,又没有了,那浓烟一直像噩梦一样在我的心口上堵着,在我的脑壳里翻滚着。可是,除了我,还有谭忠德,没有人再知道这件事,我和谭忠德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说这件事。知道的人都撤回汉口去了,都忙着升官发财去了,恩施城也不再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没有人管什么事。我每天就想着这件事,每天就和谭忠德四处幽魂野鬼一样寻找他的踪迹,神经绷得越来越紧,快要疯了。

    这天,是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投降的日子。我心灰意冷地看着五峰山、看着连珠塔的时候,突然,那中间山头上直直地升起一股浓浓的黑烟,一股比水桶还要粗的黢黑黢黑的浓烟,翻滚着圆圆的烟团越升越高。我浑身一个激灵,以为是眼睛里出现的幻象,摆摆头,让自己清醒一下,再仔细看,不是幻象,是的,是真的,就是那样的又粗又黑的黑烟,在那个山头上,直直地升起。来不及想,也来不及给任何人招呼,我撒开大步,穿过清江桥,穿过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向那山头奔去,我敢肯定,是那个狗日的燃起来的。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儿,那样陡的山坡,那样难走的山间小路,在我的脚下都跟平地上一样了。只觉得两边的风呼呼地响,密密的橘树林也自动地向我的两边让,我只有一个想法,抓住他,活剥了他,给妹子和外甥报仇,给恩施城里所有被炸死炸伤的人报仇。

    可是,等我赶到的时候,什么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堆灰烬,再就是那堆新刨开的干牛粪,以及地上被踩乱的枯草和乱七八糟的脚印,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却又分明地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我闻得出那种气息,那家伙就躲在某一株橘树的后面,或者在某一块石头后面阴森森地看着我。我浑身毛发竖起,提防着暗处射来的冷枪。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把我裹挟得紧紧的,我在橘树林里仔仔细细地搜寻,期待和他一对一地决一死战,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山头上的柿子树上两只乌鸦在嘎嘎地叫着,凄厉而又恐怖,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的全身。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能够和他做一个了断。我知道,只要他躲着我,我就没有办法找到他。

    回到住所时,我几乎耗尽了身上所有的力气。街上发生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脑壳里就是那样一股黢黑黢黑的烟,就是那黑乌鸦一样的飞机,就是不断地在恩施城炸响的炸弹,就是被炸得残脚断臂的人。我一拳拳打在土石垒成的墙上,愤怒和绝望已经使我变得疯狂。

    这时,谭忠德进来了。

    谭忠德焦急地说:“找您一天,都找不到人。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您知道我今天收到什么了么?”我懒散地问:“今儿什么日子?你又收到什么了?”

    谭忠德说:“今儿个是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投降的日子。我又侦测到那个不明的电波了,破译了,还是那家伙,在呼叫,请求撤离。”

    我一下子翻身坐起来,旋即又坐下来,告诫自己要冷静。谭忠德的消息很重要,说明那家伙还在恩施城里,没有接到撤离的指令。那家伙实在是想撤离了。今儿个是抗战胜利纪念日,那家伙越来越急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但是,在没有接到准许撤离的命令前,他是不敢擅自撤离的,他也不知道撤离到哪里去。这狗日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放了黑烟,是在向老子挑战,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是在告诉我,战败了,但战争还没有完,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束,而且不会就那么轻易地结束。我可以断定,这家伙熟悉我,掌握着我,知道我的出行规律,时时在背后盯着我。

    我和他一样,除了谭忠德,不能向任何人报告,在恩施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高山深壑,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人对这件事有兴趣,都忙着撤离的事。也没有地方报告,何况我是组织上的人,解放恩施的大军不久就要开过来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和他是一对一的战斗,谭忠德不过是一个配角。

    但是,除了感觉,除了时时刺痛我后背的那双阴森的眼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一点线索。我每天都到这城墙上来,暗暗地希望,那山头上再升起黑烟。可是,那黑烟只留在我的脑壳里,再也没有在山上升起,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到死都不会弄错。

    恩施就要解放了,我拼尽全力搜集情报,配合组织迎接恩施解放,迎接张才千将军率领的大军西进大西南。接着,我很顺利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归队了。但是,组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决定,坚决地留在了恩施。

    我成为解放后恩施县第一任公安局长。

    我担任这个职务,一方面是组织的信任,党的事业的需要;一方面,也有利于我暗暗地寻找这个家伙,这家伙已经成了压在我心口的一块大石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块石头就压得我喘不过起来,那黑烟就在我脑壳里不断地翻滚,夜里无数次重复同样的噩梦,黑烟升起来了,黑乌鸦一样的日寇飞机飞过来了。一到白天,头昏脑胀,但是,不论怎么寻找,就是找不到一点线索。这样的时候,我就到山上妹子坟前去坐一会儿,抽一会儿烟,默默地和妹子说一会儿话,在那样安静的地方,那样细细的风里,我会听到妹子说,哥,不急,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要急。这样,我的心就平和多了,精神也好多了。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接着又是抗美援朝,中间又是清匪反霸,还要剿匪。同时修建工厂,安置流浪失业人员,好多当年随省府西迁流浪来的人员回不了武汉,需要安置,比如说,这武汉逃难来的侯大娘就是那时安置到前进服装厂的。到现在,她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这件事情就搁置下来了,我甚至认为,那家伙已经不在了,死了,或者逃到大西南的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的噩梦还在继续,那黑烟还是夜半三更的时候在我脑壳里翻卷,一团一团的,让我睁不开眼睛,呼不出气来。白天走在街上,背脊上老有针刺一样的感觉,那家伙时时在盯着我。

    我断定他还在恩施,还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我,全国上下都在清匪反霸,设卡堵口,捉流窜犯,他哪里也去不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又会冒出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汉奸,汉奸没有这样的定力,是一个真正的鬼子,一个具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我和他就这样对峙着,耗着,继续着已经宣告结束了多年的战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睁大眼睛想,战争结束了,战争真的结束了吗?这家伙为什么还不站出来投降,还要躲起来顽抗?我不能说,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说出去,要么没人相信,要么就会造成全城的恐慌。

我就这样耗着了,除了工作,什么其他的心事都没有,没有心思成家,没有心思想女人,甚至没有任何生活的乐趣,脑壳里那水桶粗的黑烟一直挥之不去,那黑烟有时就从我妹子的坟头上升起。我心情压抑,没有什么开心的时候,即使在太阳当顶的最酷热的日子,我的整个天都是阴沉沉的,平时在工作中不苟言笑,我也不会说笑,我不知道人们怎么有那么多的开心事,人们说笑的时候我就走开,或者大家说笑的时候,我一到场就都不再说笑。我也没有什么私人的朋友,下属在我的面前都很紧张,没有什么贴心的人。拖着拖着,年纪就大了,街道居委会几位热心的大嫂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每次见面后就没有了消息,后来就有大嫂说我太严肃了,脾气太古怪了,一点儿都不活络,姑娘见了怕,紧张。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自己,脑壳里那股黑烟无法驱赶开,背后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也使我时时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后来想,算了,就一个人过吧,我这样的人,这么个状况,即使成了家,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幸福,那不是害人吗?

    在恩施城里,我这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是老革命,我的个人问题也引起了组织的关心,但是,结果仍然是那样。后来就没有人关心我的事了。

    其实,我还是有一段感情经历的,因为我的关照,谭忠德当了前进服装厂厂长,介绍了一个前进服装厂的女工,见了面,才知道是熟人。那个女工是我安置进去的,抗战时是国营纱厂的纺纱工。抗战胜利了,厂子散了,流落在恩施,我在胜利街看到后介绍给谭忠德。那女工一点儿也不扭捏,就是话不多,也不多看我。虽然粗手粗脚,粗眉大眼,不好看却能干。后来就交往了起来,她经常到我的住处帮忙打扫清洁,帮我洗衣浆裳,很仔细。瘦瘦的身材,长发披肩,一股干练劲儿,穿得整整齐齐的,不露脖子不露腿儿,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一起也很好,关键是她不拘谨。但是,她买菜做饭,却从不在我这里吃,也不随便坐。我不爱说话,她也没有什么话说。那时的男女关系是很分明的,不像现在,在没有拿到结婚证之前,绝对不可能越雷池半步,何况是我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呢!我们就这样来往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她也不过问我的工作,很默契,我觉得这是一个懂事的女人,很适合和我在一起生活,而且,在她的照料下,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有规律了。失眠症状好转,肠胃病也很久没有发作。

    可是,服装厂的大嫂跟她说起结婚的事情时,她却拒绝了。她说,自己愿意照顾我的生活,但是不能和我结婚。

    在我的住处,我很严肃地问过她:“为什么呢?”

    她低着头,不说话,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她说:“我是个废人。”

    我不明白她说的什么意思,问:“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她说:“日本鬼子害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能再问了,莫名的悲愤莫名的怒火在我的心中燃起。我猛地站起来,狠狠地一拳砸在桌子上,那股黑烟霎时在我的脑壳里升起来,烟团越滚越大,憋得我浑身战栗。我望着屋外,呼呼地喘气,狗日的日本鬼子,残害了我多少中华同胞,糟蹋了我多少骨肉姐妹,岂是投降就可了结的?直到天黑,我才从悲愤中冷静下来,她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寻找一天,他化成灰,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我绝对不能放弃,就是活剐了他,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独自上了五峰山,在妹子的坟前坐到天明,抽了好几包烟。我的心里全是说不出的悲凉,整个身体就像被抽空了一样,轻飘飘的,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个狗日的,时日越长,找到的希望就越小,报仇的机会就越渺茫。也许,是自己感觉过敏,或者说是幻觉,那个狗日的或许早就死了,早就逃到哪里被镇压了,不存在了。我只是自己折磨自己,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下山的时候,我对妹子和外甥说,这辈子我除了工作,就是找,掘地三尺地找,再也没有别的事了。

    第二天,我对她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再来就不好了。”她哭了起来,说她是感激我的,愿意照顾我的。我对她说:“不要来了,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会帮助你。”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直到现在。

 

    这个下午,没有等于大爷的侄子来接他,我就扶着他回了院子,我才知道我们都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约好,明天下午,再接着讲。大爷告诫我,他的故事不要对别人讲,他是没有办法了才跟我讲的。大爷说,再不讲出来,恐怕就没有机会讲出来了,我看你是一个实诚的年轻人,写文章的,才讲的。我说,大爷放心,我知道的,文章写出来后,第一个拿给您看。大爷严肃地点点头,回屋去了。

    晚上,和金培等几个伙计在一起聊天,金培问我,你这几天下午都和于老汉在一起闲扯,扯的么子闲白啊?我说,就是扯些闲白。金培说,那是一个怪老头,一辈子没有结婚,一辈子就在洗马池绵城门洞边上那个侯老婆婆儿,又没有绵到手。我说你怎么晓得?他说这县委大院子里哪个不晓得?我想说什么,一想到于大爷的嘱咐,就忍住了。金培说,那侯老婆婆儿其实对于老汉也很好的,每年都给于老汉织毛衣,于老汉给钱,她死活都不要,可就是不跟于老汉结婚。也是怪。

    吉怀打趣说,他那个东西就只屙了几十年尿。

    众人大笑。我无语。

    我心里说,你们晓得个什么啊!怪有怪的道理,于大爷身上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你们怎么会知道呢?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你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们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也不会想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有着那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后来,我还听大院里的人说,于老汉一辈子不做什么好事,在他手里,一个干部也没有得到提拔,就是个干事的命,公安局没有人对他有个好印象,只是拿他没法。离休后,来看他的同事很少,组织上还是考虑他老来无人照顾,自己连面条都不会煮,把他襄樊老家的侄子安排过来照顾他,在橡胶厂上班。现在橡胶厂也垮了,改制了。

    其实,于大爷一点都不像外地人,一口的恩施话。

    听着别人这样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不能为于大爷辩解什么,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力。而且,于大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于大爷接着跟我讲故事。

    慢慢地,我觉得,那个家伙不在了,撤走了,或者消失了。因为好几年没有动静了,解放四五年了,即使他没死,也已经逃到别处去了。我的思想开始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也尽量不去想那黑烟,尽量少到山上去,免得伤感。如果是这样,我后来的生活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会过上正常的生活,起码,我一辈子心里不会这样孤独和苦涩。也许,再后来平反落实政策后我可以申请调回老家,找一个老伴儿,过上一个平静的晚年。老家大哥无数次催我调回老家,即使是退休后也催我回去,一个人在这边,举目无亲,没人管。后来组织出面把侄子弄过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也不能回去。

    一九六八年农历八月十五,我到五峰山连珠塔去拜访著名劳模史代富,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劳动。中间,我站在塔下,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搪瓷缸凉茶。又一眼望去,一下子就怔住了,就在前面熟悉的半山腰,老地方,一股水桶粗的黢黑黢黑的黑烟翻滚着直直地升起来了。再熟悉不过啊!我的后背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掌,我把搪瓷缸“咣当”一声丢在石板上,就向那山头奔了过去。

    可是,我赶到时,那山腰里依然只有一堆黑色的灰烬,旁边一堆干牛粪。再就是被踩得乱七八糟的枯草。什么都没有。

    我的神经再一次紧绷,浑身汗毛竖起,我知道,那家伙又出现了。蛰伏了这么多年之后,又出现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伙依然在我的身后,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很显然,这家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在向我证明着他的存在,他必须向我证明,他存在。只要他存在,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他。我想,他是知道的,我是可以发动一场人民战争的,不论他躲在哪一个阴暗的角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他就无处藏身。但是,我无法这样做,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条件这样做了,翻箱倒柜地扯出来,我也一下子说不清楚。何况,我在认为,我们之间必须单独做一个了断,代表我们双方。否则,会被他耻笑。

    我知道,这狗日的为什么还要放这样一股黑烟,他是要告诉我,休想过上安生的日子。

我坐在那堆灰烬边,看着渐渐熄灭的火堆,脑壳里黑黑的一团,全是那黢黑黢黑的黑烟,翻来倒去。这狗日的就像一个幽灵,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地游荡在我的周围,那双眼睛就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我,他不会让我就这样好好地工作和生活。我知道他的存在,就是他存在的理由。铲除他,消灭他,也是我存在的理由。逮不住他,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我仔细地调查过祖祖辈辈在这山上生活的人,向他们打听平常有没有陌生人到山上来,有什么不认识的人到这山上来烧火土,这山上有没有用牛粪烧火土的社员。大多说没有见过,说见过的也就是说偶尔有人上来,具体什么摸样、干什么的没有谁注意,生产队组织社员烧火土是平常的事。有老者回忆起,说还是那年日本人炸恩施的时候见过的,再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了。我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得到。

    但是,我知道,这个狗日的还在,就在我的身边不远处。

    他不会对我干出什么来,我确信,我们在进行着一个漫长的游戏,没有了我,这个游戏他就玩不下去。

    我只能等待他的出现,我相信,只要我不死,他一定会自己出现。我决定等待,不再寻找。

    文革了,我被打成了走资派,历史也被翻出来了,谭忠德更是成了国民党狗特务,天天挨批斗,我自身难保,无法保护他。那女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年冬天,她徒步几百里山路到野花坪劳改农场看我,给我带来了过冬的毛衣、袜子,还有恩施最好吃的麻花糖。就是她告诉我,谭忠德在监狱里用裤子上吊自杀了。我欲哭无泪。后来她就走了。

    我这辈子活得很阴暗,很没有情调,很孤独,很苦,活生生地闷掉了一辈子。

    一九七九年,我的问题解决了,平反了,落实政策,恢复职务,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恩施,回公安局。

    回到恩施,上山去看了一下妹子的坟头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个女工小侯,她还在前进服装厂,苍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严严实实的打扮一点没变。也还一直没有成家。站在厂门口,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多话说不出来。我就说了些感激她的话,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说回来了就好,活着回来就好,说我是她的恩人,谭厂长是他的恩人。我问她有什么要我做的,她说:“没什么要你做,就是有一件事,我觉得谭厂长死得不明白,听人说好像是被掐死的,喉管儿都扯断了。他不是自杀的。”

    我浑身一颤,沉默半晌,说:“我晓得了,一定要搞清楚的,会搞清楚的。”

    我当了公安局的政委,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谭忠德的死因。谭忠德和我在一起几十年,直到解放才搞清楚我的真实身份,对我是又亲又怕。好在他解放前没有血债,是我挽救了他,使他成了新人,也成了除小侯之外我在恩施城里唯一的朋友。现在他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一想起他,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就暗暗地流泪。我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一辈子都不流泪的,可是,他死了,我唯一的朋友、一起几十年的战友死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必须搞清楚。

    我花了很长时间调阅了档案,档案很模糊,但赫然记载着:喉管断裂,畏罪自杀。

    我浑身热血喷张,既然是畏罪自杀,无论什么人,有再大的勇气,是无法扯断自己喉管的。档案里也没有记载是上吊自杀。凭直觉就可以断定,这不可能是自杀,如果真的要自杀,他完全可以选更加简便的方式,比如上吊。哪里有扯断自己的喉管自杀的呢?绝对是他杀。小侯说的没错。

    白天工作,晚上调查。调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服装厂的好几个老师傅说,谈厂长是在一天半夜里被人掐死的。后来说是畏罪自杀。也没有人多问。那时候恩施城里开始文攻武卫,造反派到处夺权,乱糟糟的。谁有心思管这事儿啊!

    要一下扯断谭忠德的喉管,致他于死地,不是很容易的。谭忠德和我一样,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要一招让他致命,绝对就是一个高手,而且是一个不一般的高手。恩施城哪里有这样的高手呢?是什么样的人如此狠毒,和他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在恩施,谭忠德基本上就是我的影子,和他有仇的人就应该是和我有仇的人。

    一到晚上,我就失眠。我无法想象,那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一个鬼魅样的恶魔悄悄地跟定了他,无声无息,他毫无察觉,突然,那鬼魅闪电般地出手,电光火石之间,他来不及反抗就被鬼魅尖利的指爪扯断了喉管,鲜血喷溅,那鬼魅又闪电般地消失。谭忠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连是什么人要了他的命都不知道,或许,最终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机会说了。那个秘密他只好自己带走了。他死不瞑目。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看着天花板儿上沁水的渍痕,苦苦地想。那渍痕弯弯曲曲的,极像一幅写意的山水素描。看着看着,那水就成了清江河,那山就成了五峰山,浓浓淡淡之间,就是成片成片的橘树林,那个熟悉的山头上一股黢黑黢黑的黑烟,就翻卷着黑色的烟团升起来了,就见到谭忠德举着打开了机头的手枪,猫着腰飞快地扑上去了,在那家伙就要翻过山坎的时候,谭忠德开枪了。

    那一柱黑烟就把我的脑壳塞得死死的了。

    我一躬身坐起来,是他,就是他,绝对是他,这家伙还在,就在恩施城里,还没有死,就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鬼魅一样地跟着我,在我的身边,如影随形。他杀死了谭忠德,是在报当年那一枪之仇;下一个就是我,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耗不起了。狗日的,几十年了,还不死心,还在跟老子耗着。当年害死了好多恩施人,害死了我妹子、外甥,现在,又欠下老子一笔血债。我下定决心,谭忠德不能这样白死,一定要弄个明白。

    我白天上班,下班后就在这城里转,到土桥坝、黄泥坝、高桥坝、五峰山去转,还到方家坝去转,到龙洞河边、赖家大屋这些当年最重要的地方去转。我知道,这样单枪匹马漫无目的地寻找没有一点效果,我在他面前是被动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总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候,总要面对面地来一个了断,不管是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时间由他来定,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可是,我闲不下来,一闲下来心里就堵,脑壳里就有那么一团黑烟,转啊转啊,总想,只要他还在,就一定会找到他。他就是我脑壳里那团黑烟,找不到他,这团黑烟就不会散掉。我晓得,他还在,还在一个我不晓得的地方,看着我。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我:他还在的。

    可是,我找不到。

    有时我又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自己着了魔,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啊!是不是自己得病了啊!钻死胡同啊!但是,想想,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些血淋淋的尸体,谭忠德被掐死的惨状,那些被日本飞机炸得残脚断臂的人,我的妹子,我的可爱的外甥,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壳里,一切都没有过去,都在提醒我。那家伙真的就在我身边,在跟我捉迷藏,在跟我较劲儿,绝不能放过他。这些年,我到五峰山去了不下百回,去看那个燃起黑烟的地方,去看妹子和外甥。可是,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对了面了,一定就在我妹子和外甥面前,活剥了他,或者,不管你死我活,两个之间单独做一个了断。我想,他也是这样想的,他一定会出来的,他不会就那样不声不响地消失。

    一九八四年,我离休了。我的身边没有亲人,我自己连面条都不会煮,特别是我这么古怪的人,没有朋友,我又坚决不回老家。我的事没有做完,我在等。组织上也没有办法,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把我大哥的儿子一家安排过来,在橡胶厂上班,主要是照顾我。

    我更加孤独,和侄子一家也没有多少感情,现在就是按时回家吃饭,我也走不动了,老了。可是,我心里的事没有完,我每天就带着一罐茶水,在这洗马池城墙口来,靠在这城墙垛子上看远处的五峰山,看那里的炊烟,那山上人家越来越多了,我希望看到的那股黑烟再也没有升起来。我老是想不清楚,那黑烟为什么就不升起来呢?我一辈子就是困在这黑烟里头的,我一辈子就过着黑烟一样黑黢黢的日子,还有鬼一样的影子跟着,出不来了。

    好在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你侯大娘,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女工。我老了,她每天都给我烧开水,我一喝干,她就踮着脚给我倒满。她也是一个孤人。我想过我们可以走到一起的,她说,算了,一大把年纪了,莫给后人找麻烦。

    说这话的时候,侯大娘来给于大爷倒开水,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听到于大爷说了什么,她嗔怪地说:“说这些,不怕丑?说完就转身走了。”

    于大爷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口气憋了他几十年,叹完气,对我说:“我讲完了,你写吧,写了给我看看。”

    于大爷的故事讲完了,分手时,于大爷说:“我只给你一个人讲,再不讲,就要埋进土里去了。恩施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起码,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有政协的领导来找我,约我写点文史资料,我心里很乱,你写了,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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