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波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马丘比丘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1983年，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最近在湖南湘西的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老司城遗址是永顺土司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它的最大考古价值就是填补了土司考古学的空白，为研究国家制度、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等提供了物化载体，为我国土司制度考古学开了一个好头。”有专家更是表示，此次挖掘出土的老司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马丘比丘。
地处湖南西北的永顺县是湘西自治州全州八个贫困县中唯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工业，仅有的亮点是芙蓉镇和猛洞河漂流两处旅游景点。不过，最近在这里进行的老司城考古挖掘将永顺推到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
2010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永顺县政府委托，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第三次对老司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新发现土司时期遗址20多处。10月29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湖南省副省长郭开朗等对考古现场进行了考察。一个神秘的土司王朝也正在浮出水面。一时间，100多家媒体涌向永顺。
11月21日，由湖南省文物局主办的“老司城考古发掘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讨会”在永顺召开，邀请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处长阎亚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刘庆柱、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李伯谦在内的共1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永顺老司城究竟埋藏了多少秘密？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赶到了永顺老司城考古挖掘现场。
老司城是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遗址
曾经辉煌壮观的土司“皇城”，如今只是一个考古现场，红色尼龙绳做成的警戒线将其团团围住。“考古工地 谢绝参观”、“考古工地 严禁拍摄”等警示牌随处可见，开掘出来的城池遗迹也被白色的塑料薄膜掩盖着，上面压着砖头。唯有城墙还露在外面。
与记者一同前往的是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吉首大学文物修复与文物鉴定室主任成臻铭教授。永顺老司城是吉首大学的田野调查基地，成教授曾在老司城做过田野调查、民间文献收集和口述史整理，对当地非常熟悉。他向记者介绍了永顺老司城的情况。
土司，是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实行世袭制。土司制度带有军政合一的性质，如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既是各自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本地区的最高军事领袖。老司城又名福石城，是彭士愁于公元912—923年历时11年建成的。彭士愁是土司始祖溪州刺史彭瑊为的孙子。他继位后，彭氏势力日渐强盛，彭士愁也因此成为统领五溪20州的靖边土司王。939年8月，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展开相持近两年的“溪州之战”，最终以彭士愁主动求和而告终。从此，双方签订盟约，为彭氏土司王朝奠定了818年的传世基础。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向盛福为记者解释了“老司城”名字的由来。他说，老司城是永顺土司的司治。清初土司王还把司衙署迁至颗砂行政，被称为“新司城”。与此相对立的原大山中的司城有了一个“老”字，名“老司城”。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老司城背靠紫荆山，城前的灵溪河自东北而西南环城流过，四面环山，成臻铭介绍说，前面的远山“如凤凰展翅一般”，属于“万马归朝”、“龙凤呈祥”之地。老司城占地面积为2500亩，分为金銮殿、太极宫、寿宫、娱乐宫、丞相府、大将军府等部分。其中，“皇城”为椭圆形，总占地60亩。
曾经辉煌壮观的土司“皇城”，如今只是一个考古现场，红色尼龙绳做成的警戒线将其团团围住。“考古工地谢绝参观”、“考古工地 严禁拍摄”等警示牌随处可见，开掘出来的城池遗迹也被白色的塑料薄膜掩盖着，上面压着砖头。唯有城墙还露在外面。
成臻铭指着微白的城墙对记者说：“这是明代的‘水泥’，由糯米、石灰、棉花等物质组成，粘性非常好，非常坚固。”他又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淡蓝色瓷碗的碎片，“这应该是明代的，这些东西在这里随处可见”，他指着脚下的一段鹅卵石路面说，“这是土司的宫殿区，街道很宽。”他说，“原先这里都被土覆盖，现在考古队把它清理出来，非常壮观。”
拾阶而上，爬上一个山坡，记者看到考古队员们正在劳作，刚清理出来的遗迹清晰可见。记者找到此次老司城考古发掘队负责人之一、湘西自治州文物局副局长龙京沙。他告诉记者，“目前正在挖的是宫殿区的一条排水系统。”
站在高高的宫殿区山坡上向左右眺望，视野所及皆是“皇城”的范围。“我们现在所处的老司城为永顺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龙京沙介绍说，“老司城遗址分布有宫殿区、衙署区、居住区、墓葬区、宗教祭祀区等遗址区；地面历史遗迹有祖师殿、摆手堂、古墓群、古街道、古城墙、彭氏宗祠、德政碑、‘子孙永享’牌坊等。”
“发掘后的庞大遗址，将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堪称‘中国的马丘比丘’”， 龙京沙还表示，“其观赏性、真实性、完整性为中国现存城市遗址中所罕见。”一直从事土司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也告诉记者：“有权势的土司往往仿中央王朝的皇城建制而修建自己的王城、行署，老司城遗址完全发掘出来应该是叹为观止的。”
彭氏土司后继有人
“尽管土司之间有时也会有战争，但土家族土司多次受中央王朝征调，土兵在征蛮、抗倭、援辽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均立下赫赫战功。”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她的英雄和传说，一部民族史离不开英雄的故事。如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郑成功和戚继光，他们都在民族遭遇强敌时以卸外辱，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土家族的英雄又是谁呢？
成臻铭把记者带到紫金街一座“子孙永享”的石坊前。他告诉记者，“这是翼南牌坊，位于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书院的雅草坪，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上刻‘子孙永享’四字，是为了表彰26代土司彭翼南率土兵抗倭有功竖立的。”记者看到，翼南牌坊保护得并不好，茂盛的杂草丛中，几根长形木板搭成的围栏算是护栏，饱经风霜的外表在阳光照射下显出斑斑点点的破旧相。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彭剑秋。作为土司后裔，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彭翼南是永顺第26世土司宣慰司。1554年，年仅18岁的他率土家族土兵3000人从王村（今芙蓉镇）出发奔赴东南抗倭前线。他的祖父致仕宣慰彭明辅领报效兵2000人为孙子助战。最终，彭翼南因抗倭有功，获‘盖东南战功第一’称号。”
“尽管土司之间有时也会有战争，但土家族土司多次受中央王朝征调，土兵在征蛮、抗倭、援辽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均立下赫赫战功。”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说。成臻铭也强调，土家族士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们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很强，具有一种很深的‘中华情结’”。在对明代金石碑进行研究的时候，成臻铭发现，“土司彭世麒的夫人在临终前还对常年在外征战的丈夫说：‘愿夫君为氏事慎节圣心，事吾老姑，力报家国恩，以保先业’”。他说：“人之将死，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当我看到这样的记载，都感动得流泪了。”
在成臻铭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位于紫金山墓葬区的彭世麒与夫人合葬的墓前。紫金山位于老司城的东门，是凤凰山的右翼延伸下来的一个小山岗，面积约20余亩，是埋葬历代土司王和土司王亲属的主要墓地之一。成臻铭介绍说，“这是彭世麒墓，彭世麒时代是永顺宣慰司最为繁盛的时代。”记者在洞口看到雕刻得非常清晰的墓门，“这个墓门美妙绝伦，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代表明朝最高的雕刻艺术，这与他生前所用的门应该是一样的设计。”成臻铭感慨地说。
“这边是彭宗舜墓，他也是有战功的”，成臻铭指着彭世麒墓右边的一个墓说。在考古现场，记者搬开砖头，揭开覆盖在墓前的塑料薄膜，向内张望，墓穴里漆黑一片，于是记者带着手电筒跳了进去。彭宗舜墓是一墓三室，中间存放的是彭宗舜棺椁，两侧间是夫人棺椁，但此前墓里大量宝藏已被盗，棺椁也被烧掉了，被烧黑的墓墙壁上有考古队所做白纸黑字的标签“6号墓室南壁”。
成臻铭告诉记者，这些墓主人的牌位和偶像大多供奉在彭氏宗祠。彭氏宗祠位于老司城中心，在土司“寝宫”的后面，内供历代土司的牌位，有精美的木雕像，各具神态，栩栩如生，是明代万历十九年第24代土司彭元锦任宣慰使时建立的。
但记者来到彭氏宗祠时大门紧锁，门前立的木柱上绑着一块“考古期间 谢绝参观”的警示牌。从门缝中看去，成臻铭告诉记者，“他们挖到宝贝了。”原来大门紧锁的彭氏宗祠里，考古队员正在井然有序地修复文物。透过门缝，记者记录下了工作现场僻静的一角。
土家族至今保留土司制度影响
与“子孙永享”石坊一样流传下来的，还有土家族最为隆重热烈且富有传奇色彩的节日“赶年”。“赶年”，就是“往前赶一天过年”，即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过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与“子孙永享”石坊一样流传下来的，还有土家族最为隆重热烈且富有传奇色彩的节日“赶年”。彭剑秋说，“赶年”，就是“往前赶一天过年”，即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过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嘉靖三十三年冬，当圣旨传到土家族山寨，正值年关，如过了年出征，按时赶不到苏松地区，就要违犯军纪，贻误战机。一方面考虑急赴国难，一方面想到团年情深，怎么办？老司城中一位老族长向彭翼南建议：提前过年，让土家族子弟过完新年再奔赴前线保卫海疆。于是“蒸甑子饭，切砣子肉，斟大碗酒”筹办提前的新年。
彭剑秋还告诉记者，“赶年”实际上是为了纪念土家族的祖先彭翼南。他早就听祖辈们说，明代是土家族土司发展最强盛时期，“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清代土家族诗人彭旋铎有诗为证：“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除了“赶年”，土司制度对当地人还有哪些影响呢？记者采访了老司城村一位正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的土家族老人。老人今年87岁，名叫向用锁。他给记者讲述了有关土司“初夜权”的一个传说。清代永顺宣慰司存在真姓彭与假姓彭之争，即与身患怪病的“白鼻子无道”——第32代宣慰使彭泓海——经常骚扰非彭氏族人有关。据说，白鼻子土司系蛇精投胎，鼻子上长着一种奇痒无比的白斑疮，鼻子一痒就杀小孩取血止痒，食其肝滋补身体，之后将其尸体扔入老司城对面的万人坑。白鼻子土司除每晚“吃”一宫女外，还要对非彭姓新娘行使三天三晚的“初夜权”。
向用锁老人讲的这个传说到底有没有历史根据呢？对土家族民俗深入研究的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团队成员田清旺告诉记者，正史中对此并无记载。他认为：“土家族婚俗中有‘敬土司’的环节，但新娘敬神这一习俗不是土家族独有的，其他很多民族都有。例如古代某些民族宗教的‘神交’，奉献女孩与巫师发生关系等等。敬土司神是把土家族的家族神化，通过敬这个神达到多子多福。另外，这种说法更像是对土司的攻击。改土归流后，地方官员为禁止民间敬土司可能会采取丑化、妖魔化土司的做法。实际上，改土归流之前是等级婚姻。土司要保持血统的高贵，也不可能推行‘初夜权’。”
改土归流：土司王朝的黄昏
雍正六年，清廷大兵压境，而周围保靖、桑植土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永顺土司彭肇槐深感大势所趋，难以独存，于是自动献土，皇帝诏谕，改为流官，带着子孙离开湘西，回江西祖籍地方立户。
记者感叹当年这座皇城的辉煌气势与繁荣景象的同时，不禁要问，它是如何衰落与埋入地下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清朝的一位皇帝——雍正”，成臻铭说，清朝雍正初年，清廷国力充实，为加强边远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对西南诸土司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六年，清廷大兵压境，而周围保靖、桑植土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永顺土司彭肇槐深感大势所趋，难以独存，于是自动献土，皇帝诏谕，改为流官，带着子孙离开湘西，回江西祖籍地方立户。
李世愉说，“雍正发动‘改土归流’主要源于中央政权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建立土司制度，原本是权宜之计，带有过渡性，而且土司制度带有一定的割据性，这就造成了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到雍正年间，势力大的土司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政令难以在土司地区畅通，所以雍正要变‘以夷制夷’为‘以汉化夷’，实行‘改土归流’“，”但就湘西土司而言，他们是自愿的，因为土司与土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常有土民对土司的反抗斗争，土司已很难维持其统治。“
对此，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杨庭硕教授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雍正‘改土归流’，在不到6年的时间，同时在五省开展，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就湘西土司而言，‘改土归流’的时间是清廷和漠西蒙古的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其目的是拉拢西南土司，打败漠西蒙古。“杨庭硕表示，”湘西土司‘改土归流’只是中央王朝的一步棋，而非妨碍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因此它是战略需求。“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瞿州莲则明确表示：”湘西土司是被迫改土归流的。因为当时对西北的军事行动和云贵地区‘改土归流’时，军需物资匮乏，需要从洞庭湖运输物资。而调兵、调军粮要经过湘西土司，湘西是军事战略要地。但该地区汉化程度高，湘西这次‘改土归流’也特别彻底，以后就没有土司了。“
瞿州莲通过对《清史稿》、《永顺县志》、《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等史料的研究认为：”从彭肇槐的一首诗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土司的真实心态，不改，有灭族之灾；改，中央‘以礼相待’，所以不得不改。“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延续了九个王朝，共计818年的永顺土司彭氏政权最终宣告结束。据说，末代土司彭肇槐携家眷离别故乡老司城时，行至灵溪河，心痛欲绝，坠落马下，长跪河边，泪似飞雨……
从那以后，老司城逐渐冷落萧条。
史料和传说中的老司城原貌：南方的故宫
曾经辉煌一时的老司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访了湘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土司王朝》一书作者向盛福，他根据史料记载和传说，向记者描绘了老司城的原貌。
金碧辉煌的金銮殿和太极宫
金銮殿、太极宫位于从午门御街的后边起二十七步石阶梯直达午门前的平台，平台为八尺宽。据向盛福介绍，午门为第一进，是一栋高大的五柱八旗，八排七间，中间大门宽一丈二尺八寸，像午门同一高度和大小连续四栋五柱八旗、八排七间木房，从二进门起构成三个四合院，即两边配有相称的厢房，共六个厢房屋，共计五个九步石阶，每步是一尺零八分宽，三寸八分厚。第五进再上一级九步相同的石阶即金銮殿和同等高度的太极宫，从五进石阶称陛阶。
午门算起共计六个九步石阶梯，加上午门前的二十七步，皆为九九八十一步石阶梯进到金銮殿和太极殿。石阶梯是采用磨石岩雕刻，有精致的各类花草、兽类、鸟类图案。金銮殿和太极宫没有大门，是全敞开的，五个大门皆如午门同等的宽度和高度。金銮殿、太极宫至午门成一垂直线，基础宽为九丈六尺，进深为三十丈，殿是坐东北朝西南，属艮坤向。金銮殿、太极宫内装饰除木雕、石雕、浮雕花砖外，还有金、银、铜等金属装置，殿内金碧辉煌。
高大雄伟的午门
午门高大雄伟，彭士愁建造时调进彭氏从江西带来的百艺匠人中的一部分，另从苏州、杭州、西安等地请来千余名工匠来老司城建造土司皇城，是仿照唐太宗建造西安皇城的建筑艺术建造，当时绘制皇城图者，都是从三草汇画中挑选而定的。
据记载，午门高九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八寸，门前是八尺深，一丈八尺宽，全采用灵溪河边的小片石砌成，两边是水波纹图案，中心是太极图案，奇彩多姿。门坎是一块长一丈二尺八寸，宽一尺四寸六分，厚五寸，从距司城百里之外的五官坪运来的岩石，门坎方平面刻有鲤鱼跳龙门的图案，两端即平台上各有一块长八尺、宽二尺的磨石岩，镶刻有各种四季花草图案。平台外边摆放一对高大的石狮子，内有一对雄壮的大石鼓与门坎方相接，石鼓圆球直径为八十六公分，高一百三十八公分，圆鼓和墩共宽一百零三公分，厚三十五公分，重约六千斤。
午门正对照壁的中心门，午门前即是御街，土司时代，从午门远眺，可直接观看到全城山景，精灵美丽的绣屏拱座山就恭敬地摆在距午门直线为二千八百米处，这绣屏山像是随时在向土司金銮殿叩拜恭贺似的。站在灵溪河西岸观看午门的雄姿历历在目。石鼓现在彭氏宗祠门亡刁前，石狮早已改作民用石磨。午门至金銮殿是土司皇城的中心段，地势最高，土司皇城成了两边低中间凸起像古堡式的建筑群。
镶有夜明珠的照壁
照壁，建造在午门后的平台上，平台为八尺深，宽二丈五尺，是用小块片石掺石灰浆砌成人字形图案，照壁全是青砖砌成，高一丈八尺，加上基脚高出地面二尺八寸，共高二丈零八寸，厚二尺八寸，宽二丈三尺，照壁内外是采用沉淀后的石灰浆掺棉花粉砌成，内外光滑，如雪白色的瓷块屏幕，内外四周边各有一路美丽的花砖。向盛福不无感叹地说，“内外四方各边有四个灯孔，每孔镶有一颗夜明珠，外面绘画有双凤朝阳，内绘有土司王朝管辖的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峒的地形图案，可见午门如此多娇啊！”清代雍正年间的向鼎新来司城撰写《五修五说》中有：“一说彭氏皇宫院，午门五进至金銮，有绣屏拱座前，后有福禄寿三山。彭土司君屋场，世袭八百年。”又有诗为证：“土司千百年，雄风万代传，山水有雅意，蓬莱我亦仙。”
冬暖夏凉的寿宫
寿宫，建在凤凰山的左胁下，在金銮殿右侧的顶部，占地五亩，包括宗祠四亩共九亩。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介绍说，建有两个四合院和一栋单木房，还造有一个冬暖夏凉的凉热洞（又称歇洞），洞的地皮上建造有一栋三层的吊角、转角的木楼房，是历代土司王及其土司王朝内长辈退役后居住的地方。
彭氏宗祠原在金銮殿的右侧，是土司彭世麒于1492年以后建造的。明万历十九年（1591），土司彭元锦竖有一块祠堂碑，现在的彭氏宗祠，是同治九年（1870）润古历十月的后十月从原金銮殿的旁边迁移至寿宫之处建造，占地四亩。原用木雕的十八位土司神像一并迁至祠堂陈设，承头人为彭上标、彭上榜、彭承瑞、彭承绪等，外楼是1913年冬月下旬由彭上品、彭上明、彭上道等承头建造的。迁移时彭元锦所竖立的石碑已损坏。
红白喜事宴会厅娱乐宫
娱乐宫分东苑和西苑，东苑由两个四合院组成，内设有花厅、雅厅共四个，是土司王朝内部庆贺和迎接来宾的吃住之地。
娱乐宫的西苑是由三个四合院，两栋单木屋，两栋转角楼组成，还有凉、热二洞。三层转角楼是建在凉、热二洞之上的，一楼是摆手堂之处；二楼是琴、棋、书、画室；三层是文娱室。内有号、笙、笛、锣、鼓等文娱用品。当时土司王及僚属可享受各种各样的乐趣。两栋楼房皆一样，另四个四合院和一栋单木屋，是土司王朝用来婚嫁、生日、丧事、节日等红白喜事的宴会厅。两院皆是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宫院。两苑皆配有许多丫鬟、使女及侍人等，共占地八亩。
气势恢宏的建筑艺术
土司皇城的建筑艺术是气势恢宏的。向盛福介绍说，“皇城内的三大块，共计为十四个四合院，二十一个单木房，三栋转角楼房，全部采用楠木和黄梨香树做主材料。利用唐代建筑艺术进行施工，其规模宏大、布局合理、雕梁画柱、金碧辉煌，三栋吊脚转角楼房更是充分体现了土家族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屋脊全部采用飞檐翘角装饰，檐口瓦、屋脊瓦、鳌头等，全部采用专窑烧制，再用石灰色棉花浆砌成。每一个四合院的天井全都是大小均匀、厚薄相等的灵溪河边小片石砌成的图案，图案有水波纹、一字形、格子形、人字形、太极图等。雄伟壮观，美不胜收，有南方故宫之美称。”
紫金山古墓群
紫金山位于老司城的东门，是凤凰山的右翼延伸下来的一个小山岗，面积二十余亩，是埋葬历代土司王和土司王亲属的主要墓地之一。据文物部门统计和彭氏宗谱记载，这里共有历代土司王及亲属墓冢一百零九座，土司彭显英、彭世麒、彭世麟、彭明辅、彭宗舜、彭翼南等及其夫人都分别埋葬在这里。其墓室的大小是根据官职大小而定。
老司城历代流传有“土司王生在金銮殿，埋在紫金山”；还有“在埋葬土司王时，有四十八副棺木同时出柩”之说。土司墓葬地还有雅草坪、象鼻山、八桶湖、六代湾等。
196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对紫金山土司古墓来说是一场浩劫。彭宗舜墓被盗。向盛福还清晰记得：“第二天清晨，我和老司城村干部、书记、治安主任共四人在紫金山被盗现场察看，只见墓门口外土有斗大的孔，从孔内冒出一股雪白的浓雾冲出至四五丈高的空中，然后才慢慢散开，我们一行四人手持手电筒进去观看，中孔石门被撬开，铁锁扭坏，鲜红如故的内棺外椁前回头上的左边用金粉书写的‘彭宗舜将军灵柩’，后回头已被盗者损坏，两边龙凤飞舞、各种花草、飞鸟、兽类等图案的花砖呈乌黑精致美丽无比。”
“室内从底面起至1.67米高度以上的圆拱，如仿瓷一样雪白无瑕，后边小孔室四周的一斗三升的宫殿模型式样美丽如故，两侧间为彭宗舜的一夫人、二夫人的墓门，统统被撬开，三墓室内的随葬品全被盗走。”向盛福回忆说：“这一今古奇观的发现，消息一传开，当时永顺境内一天竟有上千人来老司城现场看奇。被盗的第三天，墓内棺木被人烧掉，美丽无比的墓室，变成黑烟滚滚从被盗孔口冒出，直冲到数米高的空中，从此，犹如地下宫殿的彭宗舜墓被破坏了。”
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核心：“不用十年土家语就会消失”
彭氏土司政权统治溪州长达818年之久，使这一地区得到较长时期的基本稳定，使土家族这个民族的特点得以保存下来。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谈湘西土司离不开土家族，谈湘西土司文化同样离不开土家族。”
土家族文化抢救性保护
我们曾经在保靖县土家族聚集的乡镇做土家语教学试验，结果最先反对的是家长，说现在孩子学习任务都挺重的，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
从张家界开车到永顺大约1个半小时，但这在土司时代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对明代土司颇有研究的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告诉记者，“明朝对土司的政策是‘汉不入境、蛮不出洞’，曾在这里设立永定卫，阻止双方往来”，经过永定卫来到伏龙村，“这里在明代叫伏龙关，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大峡谷，是一道天然屏障”，白色的轿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叫青天坪，从字面就可以知道它当年是如何地高、如何地险，土家族人如果要出来，必须要把背篓背在前面，退着走，否则背篓一碰到石阶，人就会栽进山崖，这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古人不可逾越的天险，如今都修上了省级高速公路。
民族的融合首先是地理上的融合。进入土家族居住区，公路两旁土家族吊脚楼不见了，是现代的砖头水泥二层楼，与公路垂直的一面墙，刷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广告。公路两边的行人，中老年人大多背着背篓，衣服以灰土色为主，年轻人则很少背背篓，且衣着鲜艳。罗维庆说：“1978年我到北京读大学还穿土家族衣服，作为少数民族代表，每年春节还去一次人民大会堂。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女儿到北京读书，我也给她准备了一套土家族传统服饰，但一直没穿，没法穿，也没有机会穿。现在年轻人都追求时尚。”
土家族有土家语言，无文字，境内尚四万余人会讲土家语。记者问土家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彭剑秋会说土家语吗？他说不会，只会说词语，如“喝酒”叫“惹呼”，他端起酒杯说。“我估计不用10年时间土家语就会消失，”罗维庆认为，“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历史上的鲜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也有不同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湘西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田岚早在200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就呼吁，“茅古斯”、“梯玛舞”、“咚咚喹”、“摆手舞”、“摆手歌”这些听来十分陌生的名词，正是濒临灭绝的土家族传统表演节目。土家族传统文化如果再不加以拯救，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将失掉一朵奇葩。
田岚说，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4省市边境的36个县（市、区），除湖南省龙山、保靖、古丈、永顺4县中20多个乡镇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家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习俗已完全消失。他建议，采取普遍“抢救”与建立基地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对土家族传统文化大部分已经消失的地区，尽快将残存部分全面“抢救”并保护下来；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目前保存尚比较完整的地方，建立保护基地。
对此，永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王本富也表示，目前，永顺县对土家族文化正在做抢救保护，如对土家族非物质传承人提高生活补助、办土家族文化传习所、政府制作土家族传统文化光碟及展示。“我们正在开展土家文化‘五进’活动，即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村寨、进农户，我们要加大土家语在学校的推广和教学的面积与力度。”但罗维庆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在保靖县土家族聚集的乡镇做土家语教学试验，结果最先反对的是家长，说现在孩子学习任务都挺重的，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
罗维庆平时喜欢唱歌，土家族人能歌善舞的传统没有变，但已不是曲调单一的土家山歌，而是节奏明快、抑扬顿挫的现代流行歌曲，内容也变成了“现在多后悔，希望你能归”，56岁的罗维庆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或许他的歌正唱出了多少年之后人们对土家族文化的追问。
老司城遗址保护和利用
贫困也是一种财富。正因为贫困，才把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都保存了下来。
“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主心骨，老司城就是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永顺县史志办原主任彭剑秋对记者说。
“老司城的文物古迹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毁掉，有的被盗走，有的散失在民间，尤其是老司城周围的109座土司坟墓被盗的不少。”作为永顺最早提出保护土家族土司文化者之一的彭剑秋2006年在调查完老司城文物保护情况后，无比痛心地指出，“即使有些文物幸存下来，也是在那里长年遭受风霜雨雪侵袭，如溪州土司王的‘子孙永享’牌坊、德政碑、石马等至今仍然竖立在荒草之中，有的土司文物虽然搬进了屋，但也是连泥带渣、横七竖八地堆在那里。”
对此，王本富表示：“保护和利用老司城遗址，前几届政府都考虑过，但为什么从我们这届政府才开始做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老司城遗址的定位：之前我们一直强力推广芙蓉镇和猛洞河，甚至想把永顺县改成‘猛洞县’，但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对老司城的价值认识不够。”2008年之前还担任永顺县宁夕乡党委书记的王本富对记者说：“我也理解县政府的苦衷，若要保护，必须要资金投入，但对永顺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首先要保证机构正常运转，文物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现在我们目标明确，”王本富表示，“2010年10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全国仅有23个）。为配合遗址本体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9月启动了老司城第四次考古发掘，目前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中。力争在2012年前成功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王本富感慨地说，“老司城已经沉睡200多年了，我们不能再让它沉睡下去了。”
“当然这些还需要国家的支持，将在两到三年时间投入4个亿，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我们本地财政是难以为继的”，同时兼任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王本富仍然要为钱发愁。
研究旅游经济的吉首大学科技处处长王兆峰则强调，“贫困也是一种财富。正因为贫困，才把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都保存了下来。”作为本地旅游规划专家，他还建议：“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应该以土家族历史文化为主线，整合聚焦土家族的资源，与芙蓉镇旅游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统筹，精心组织、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完成，发挥后发优势，打造一个湘西旅游产业集群。”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区永顺专署所在地工作的田心桃，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参加首届国庆盛典，在填写民族类别时单位为其填写为苗族，田心桃表示反对，她说是“土家”不是“苗族”，此事后引起党中央和政务院领导的重视。
当时国内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禹、胡克瑾、杨自翘、严学窘等，在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在土家族知识分子彭勃、彭泊、彭凯、彭望海等人的协助下，深入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等地考察，在永顺的彭秀模、彭秀汲、彭秀枢，龙山的田剑秋、田荆贵、严平权，保靖的彭司续、彭武英等同志的倾情协助之下，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几年的辛勤研究与实证，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为国家和世界所承认。田心桃也因此被誉为“土家第一人”和“土家族的女儿”。
土家第一村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被国家民委确立为中国土家族采样县。该县的和平乡双凤村是1953年3月潘光旦先生研究中国土家族的重点调查点，该村保存完整的土家语言，土家风习和土家民族心理素质，为许多专家学者提供了翔实实证资料，文化原生态的遗存，为土家族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实证。
因此双凤村被称为“土家第一村”。老司城遗址的出土再一次证实了永顺是近世湘鄂渝黔边土司根祖和统治核心地的史实。古老而又灿烂的土家族民间艺术遗产更是中国土家族的“博物馆”和“基因库”。（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土司问题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请问这一制度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李世愉：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建立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是在羁縻治策上的发展，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控制和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而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善，更体现了明清统治者的“因地制宜”和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
在土司制度以前，西南的广大地区尽管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以云南为例，直到唐宋，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自元朝在云南设行省并建立土司制度，使各土司作为朝廷命官，均在行省的统辖之下，这就打破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国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局面。由于土司有守土之责，因此，对于地处边徼的土司来讲，他们的确起到了协助中央王朝防边的作用。同时，一些土司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征调中，也为抗倭、守边贡献了力量。可以说，土司制度的建立，在一个时期内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土司制度规定，各土司都要向朝廷进贡，交纳赋税，而且土司承袭，必“赴阙受职”，土司子弟还可以作为“土官生”进入国子监读书，这无疑加强了土司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另外，治道修路作为土司的一项职责，也为进一步扩大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总之，土司制度的建立，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和桥梁。随着边疆地区与内地沟通的加强，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向边疆地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制度的出现是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您能否谈谈建立土司制度的意义？
李世愉：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史上的大事，是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统治政策变化的重要标志。它们直接关系到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关系到西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因此，土司问题一直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土司制度存在了近八百年之久，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影响面非常广泛，特别是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习俗的影响，至今犹存。而土司制度中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至今仍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诸多学者、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都极为关注土司问题的研究、土司文化的挖掘乃至土司学的构建，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服务。近几年，有关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人物的研讨会相继召开，不同类型的土司博物馆、陈列馆纷纷筹建，专门的土司文化研究机构不断出现，这足以表明土司制度、土司现象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学术界对土司的研究似乎已从“绝学”逐渐成为“显学”， 那么土司制度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世愉：目前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且有渐成热点之趋势。国家社科基金今年批准了几项有关土司研究的课题，而国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也把土司研究列入重点，并对云南、广西等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有关土司问题的档案资料（如设治局档案）进行整理出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总体而言，这一研究还有许多薄弱环节，不仅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在推行土司制度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群体、土司人物、土司文物，以及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土民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治乱的关系、土司地区的社会结构等等，也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努力揭示土司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这对于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并为今天的区域民族自治提供历史借鉴是极其有益的。
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发展的影响——访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朝是土家族土司发展最强盛时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明代土家族土司的概况。
罗维庆：土家族地区是明朝最早设立土司建置的地区。朱元璋称吴王后不久就对土家族土司实行了招抚政策，元朝委任的土家族土司纷纷投奔归附。明朝的土司建置较好地解决了湖广行省西部的安定问题，为吴政权的稳固及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朝土家族土司的武装力量很强大，但明王朝对其防控也极为严密，那么它在土司辖境外是如何广范设置卫所的？
罗维庆：湖广行省是朱元璋最早设立卫所的地区之一。就土家族周边地区而言，至正二十四年（1364）即建有荆州卫、辰州卫、澧州守御千户所；至正二十六年（1366）建有常德卫；洪武元年（1368）建有沅州卫等，但这些卫所均没有深入腹地。当明王朝正式建立并日渐稳固后，卫所设置即向土家族居住的武陵山纵深地区推进。
洪武元年，设崇山卫，崇山是凤凰、吉首与花垣三县交界处的最高峰，即今腊尔山北部，明初属保靖宣慰司辖地，崇山卫以此山命名，现行政区划属湖南花垣县吉卫镇。洪武二年，“以永顺宣慰司羊峰地置羊山卫”。羊峰山位于今湖南永顺县松柏乡境内，为永顺境内最高峰，羊山卫因此山而得名。两卫初设时的位置均位于辖境内最高峰，其本意是为控制战略制高点，但后因山险路远，粮运不易而被迫后撤。崇山卫撤至夜郎坪，即今湖南吉首市，改名为镇溪千户所。羊山卫先撤于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武口村，改名为大庸卫，后又撤于今张家界市区，再改名为永定卫。洪武二十三年，在平定夏得忠叛乱之后，在距永定卫仅一百余里之处又设立了九溪卫，九溪位于湖广通蜀黔的交通要道处，即今湖南慈利县江垭镇，卫因九条溪河汇聚于此得名。
《中国社会科学报》：卫所的设置有效地控制了土司势力的扩张。请问它还产生了哪些影响？
罗维庆：卫所在土家族地区的设立，不仅有效地稳固了明朝初年对武陵山区的控制，保证了澧水、沅水等战略运输线的通畅。同时对土家族土司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卫所的“旗”成为了土司基层政权组织的名称。“旗”是明代卫所最基本的单位，10人为一小旗，10旗为一总旗，2总旗为一百户所，10百户所为一千户所，10千户所为一卫。土家族土司的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即称为“旗”，凡辖区内土民，均编入旗内。不论旗长名称、对旗内土民的管辖及征调等，都与卫所管理方式相同。
第二，人口构成发生显着变化。以酉水千户所为例，该所建立之初，以土官为千户，以土军守之，夏得忠叛乱平定后，九溪卫左所千户李樵换防，以官垛军取代了土军，其后，又调九溪卫前所戍守，军伍变换频繁，外籍人口大量进入，该所治日后发展成为桑植县城。
第三，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明正统八年在永定卫、九溪卫开设卫学，其办学目的及成绩在《九溪卫志》卷4中记载十分明确：“盖荆楚之地，苗蛮徭獠所丛聚，威之以武，又必绥之以文，使革心而向化也。”学校的教化竟然使土家族地区原“性野而多悍，习朴而少华，狡犷难训，历朝以不治治之”的风习，一改呈现为“亦知谈理道，习攻文辞，耻奔竞，彬彬可观”。直接导致了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远远高于同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
第四，风俗习惯的影响与改变。由于卫所军士、亲属及同乡均来自同一故乡，在异族包围的守戍地亦居住集中，故而来源地的文化得以在他乡异域中保存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土家族的“赶年”习俗是因明朝征土家族土兵抗倭，土兵为了按时赶赴东南沿海，便提前一天过年出发而得名，但根据您对明代卫所的研究，并非如此。您能否对此做一详细解答？
罗维庆：“赶年”是因土家族过年比汉族提前一天而得名。其实，这种习俗并不是因抗倭而形成的，因从土家族生活地区前往东南沿海需一个多月时间，并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土兵当时实际上已与卫所军队一样，每年需要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湘黔边境的“边墙”，即今天的南长城。戍守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为不致影响轮换，路程稍远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过年，以腾出一天时间赶至值班地点。而路程稍近的并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过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赶年”提前一天过年，或在过年当天早晨4至5点钟吃年饭的，均是因卫所的“边班”制度造成的，久之，竟至成为土家族具有标志性的节日习俗。
土司学：类似红学的专门学——访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
中国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华情结”，他们在明朝晚期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主动服从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需要保家卫国，在东南沿海，在西南边疆，在中国广大版图之上，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力地维护了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
“土司研究在南方热度很高，尤其是吉首大学对中国土司研究，特别是湘西土司研究具有特殊贡献，他们有一批人致力于此，成绩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如此评价。
为此记者来到吉首大学，专门采访了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该中心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土司学的学术机构。成臻铭是中国首位提出“土司学”及其理论建构的学者，其出版的专着《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填补了清代土司研究的此项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研究在我国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请问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专门学？
成臻铭：土司学不是一门学科，它像红学、科举学、敦煌学、甲骨学、徽学等一样，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专门学，是研究土司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现象。其分为土司学与土司志两个支系，研究重点是土司文化。
这里有必要对相关内容作出基本界定。
一是土司。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这些土司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即宋代出现的抚慰型土司和政务型土司，元代出现的僧官型土司，明代出现的羁縻卫所型土司，清代出现的札萨克型、土弁型和土屯型土司。
二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管理土司的制度，而且也应包括土司约束周边土司的制度和土司治理家族村社的制度。
三是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政治性、多样性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又是一种政治文化，是一种经过八百年酿制的伦理型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国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华情结”，他们在明朝晚期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主动服从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需要保家卫国，在东南沿海，在西南边疆，在中国广大版图之上，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力地维护了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是土司现象。土司现象，更多的是指现代土司现象。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残留的土司文化传统，以及汉族微型社区残留的土司文化传统。土司现象之所以在现当代还有残留，主要是传统文化和某些政治权力不断下沉、不断边缘化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这既有实行民主制度的考虑，也有土司现象大量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各微型社区的顾虑。因为明朝以来开展的“改土归流”运动，没有波及微型社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运动，对各类土司上层采取了统战政策。那些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不可能消灭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一遇到合适的“气候”，是会生根发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研究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两个研究传统，请问土司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成臻铭：土司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切合了国家政权建设需要。
1908—1959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一直重视残留土司问题的调查研究。这种研究，最初由政府幕僚和个别学者执行。上世纪初，云生、安建二人，就曾对云贵两省的土司现状进行研究。之后，又组织了对土司问题的专门调查，旨在制定解决土司问题的对策。所以当时的学者，如葛赤峰和余贻泽，提出了“土司制度”概念，研究解决土司问题的政治对策。他们提出的“土司制度”概念作为一个特定名词，一直使用至今。
1960—1979年，传统土司制度在我国消失了20年，土司制度的研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参照系。
1980—1998年，我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热”。各民族学者从土司治理层面，反思和评价本民族的土司制度，总结治理土司和土司治理的经验教训。这也使土司物质遗产作为现实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
1999—2009年，土司文化遗产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政府保护、开发之列。政府的这种取向使这一时期的土司研究，开始由制度研究向物质形态研究转向。正因为此，“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旅游”、“土司政治文化”等概念，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表达。
通观上述四个阶段，每一次新进展，均是在政府引导下实现的。它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两个研究传统，逐步形成了土司历史与地方治理现实等相关性研究的一面。这种趋向，使土司学演变为一种专门学，成为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学的研究主题包括哪些？核心层面是什么？
成臻铭：土司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发展，决定了土司学的研究主题，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和现代土司现象等专门研究领域。这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研究，更多地应为土司行为与地方稳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土司人文区位研究和土司族群文化研究等。
这门专门学研究的核心层面，是土司学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取向。土司学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是一门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行政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行为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整合之下的专门学。对下列问题的关联，如土司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联，土司文化发展与土司文化沉积的关联，土司区内部争斗与外部征服的关联，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在土司学形成过程中，先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学者和社会人士介入其中，他们各自具有复杂的学科背景。这就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和不同的学科本位观，使传统土司学研究的价值观与范式变得五花八门，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多体系的土司理论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成立中国土司学研究会，确定永久性会址，定期召开年会进行多学科沟通，实现土司学的科际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学作为一门专门学，是否具有现代意识？是否应该将土司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成臻铭：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失衡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势必落在土司学的肩上。我国西部地区延续八百年的土司制度，消失仅半个世纪。它消失以后，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持续开展，包括现代匪霸、官场腐败在内的各种土司现象再次衍生出来。这使各阶层群众甚为不满，他们找不到根源何在，就将矛头对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给土司学明确了学术目的，提出了政治任务，即土司学研究不仅是多学科视野中的立体雕塑，而且必须是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现代土司现象，综合剖析历史上土司、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对策研究，必须将土司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老司城遗址不能承受之重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号称中国的马丘比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等一批国内着名的专家学者对老司城遗址给予了高度评价。记者在采访中也亲身感受到，这座千年土司王城确有王者归来之势，仿佛一觉醒来就要给世界一个惊喜。
在被老司城遗址所震撼的同时，记者不禁对它的未来产生了关注。在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土家族吊脚楼前，记者看到上面悬挂着数条横幅：“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千年土司王城 展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等等。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老司城遗址已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全国仅有23个）。永顺县委也列出了时间表。他们表示，要在2012年前将老司城遗址成功申报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40处，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建设部统计，现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申遗”，已经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2010年，湖南新宁县作为省级贫困县，为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花掉了4亿多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就曾因“申遗”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申遗热”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申遗”等同于“摇钱树”，二是误以为所有的世界遗产都是先进文化。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主要是为了救助那些本国没有能力进行保护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换句话说，“申遗”并不是一个国家保护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治本之法。
老司城遗址所在的永顺县是湘西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老司城遗址的“申遗”准备难免让记者产生了几多忧虑。资料显示，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使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类似的教训，老司城能否避免？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花费巨大，欧美等不少国家早已不再热衷于“申遗”。而更多的国家则在保护遗产和旅游开发两方面寻找平衡。如西班牙就设立了门票预售系统，控制客流量，减轻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日本政府为保持富士山的生态环境，公路只修到海拔2000米；在不适合登山的季节，2000米以上连台阶也不开放。
国内也不乏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的范例。记者在“中国画里的乡村”徽州古村落宏村采访时，黄山市黟县县政府外宣办主任，时任宏村镇长的李洪告诉记者，保持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是宏村“申遗”及获得良好发展的秘诀。对徽州文化颇有研究、时任黄山市市长的李宏鸣也告诉记者，“申遗”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护。他说：“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就考验一个官员的政绩观和当政者的智慧。”令记者欣慰的是，在采访中，湖南当地的一位学者已经指出：“黄山的徽州古村落保护得很好，它的‘申遗’经验和保护经验对老司城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放眼未来，我们希望正在考古发掘的老司城最终能够“申遗”成功。毕竟发展旅游经济、改善民生，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既是迫切需要，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关键是如何用当地人的智慧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真正做到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所说的，“坚持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培育土司文化产业，拉动地方经济，给地方民众带来经济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