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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田氏考略
               作者:雷翔  信息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田氏,无论古今都可称为土家族之巨姓。南朝时,巴、建、南郡就有“僭称王侯,断遏水路”的冉、向、田三姓;湘西土家族语现存区里,有民间供奉的彭公爵主、田好汉、尚老官人;明清川东惯称外江峒蛮为“七覃八田”。这些,田氏均为代表之一。

    《土家族土司史录》收括有明清土家族土司共七十二家,除姓氏不详者十一家外,田姓有十九家,占三分之一弱;其中高品级的安抚司宣慰司共十九家,田姓有八家,占三分之一强。而且,前列其他巨姓,其分布多少有些区域性:如冉姓集中于渝东,连同今日土家区外的万县、重庆、涪陵等地;向姓最多在鄂西、大庸、宜昌、常德等地;彭姓主要在湘西。唯有田姓,在湘西、铜仁、黔江、鄂西、大庸均有较高的人口比例。显见,土家族中田姓数量比较大、分布面广且均衡,历史地位显赫几大特点。因此,考证分析田姓之世系源流及典型族谱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中包含的观念倾向,是应该具有代表意义的。

    一、“北江诸田”的形成

    土家族田姓之源头,现存谱书多说是“田氏妫姓,郡表雁门”,但这毫无意义。即使在汉族田姓中,大半也是毫无意义的。在土家族分布区内,文献见载最早的田姓,可追溯至汉代:“王莽欲赐五溪酋领田强铜印。强有十子,雄勇过常,乃曰:吾等汉臣,誓不事莽”。但南宋距汉已久,王象之所作,又“本不为考证而设”,取材自乡谭者多,可信度不高。公认可信的《东观汉纪》另有记载:“蛮田山,高少等攻城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夷六亭兵追击山等,皆降。”这是永初二年之事(公元108年)。至南朝,显见于史载的更有:宜都蛮田生,溇中蛮田向求,酉溪蛮田思飘,黔阳蛮田豆渠,涪陵蛮田思鹤等。散见于南北朝诸史的田姓蛮族首领还多。

    据笔者统计,除迁移到荆郢地区的诸多蛮族田姓之外,在本土的巴、建、南、武陵诸郡,基本分布于沅水以北到清江之南,东起宜都西至乌江的弧形地带,主体在酉水、澧水和溇水之间。与主要分布于峡江、清江之间的众多向姓,南北呼应而绝不相混,几乎没有例外。

    北周以后的统一和征服,朝廷在武陵山区沿边建立了许多州县。蛮族们或归附为“王民”,或被挤压进溪峒深处。隋唐时期,蛮人活动罕见于史籍。但区域内的田姓蛮人依然存在,如隋炀帝时阻清江作乱的黔安蛮首田罗驹、唐代黔中夷民大首领田安定田思义。至五代以后,蛮夷活动纷纷再现于各种文献,蛮夷田姓也有了相对详明的连续记录。五代马楚政权征服五溪,与之对抗的溪帅峒酉中,田氏就占重要地位。至宋代,更是几乎所有见之于记载的重要蛮族活动,无论是反叛还是归服,都有田姓在其间。

    从分布范围上看,五代两宋田姓,是汉唐的继续,前述溇中、黔阳、酉溪都仍有较高的出现密度。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五代前的田姓首领,都只活动在汉蛮边缘地区,而这时更多更主要是在蛮区腹地。宋代对南方的统治,比以前任何朝代都细致更深入,随朝廷投入力量的增强而日趋向蛮区腹地深入,于是有腹地中之冲突,有腹地中之记录。同时,田姓较多出现于腹地,也不仅仅是田姓蛮群进入或退回腹地,更可能是更多的腹地蛮人群采用了田姓。伴随着向腹地之深入现象的,还有向南北方向的扩散。向腹地之深入,因为早先的东西向带状分布,亦为南北向;这里所说的扩散,是指越过溪洞上游深处,而远远超过以前的势力覆盖。不仅是几乎所有的羁縻地区,更北的经制施州、涪州,更南的经制辰州、沅州,都有田姓蛮群的活动。

    田姓分布的深入和扩散,也引起了文化特征上的一些变化:

    首先是更加下伸到峒寨。五代时五溪彭氏的突然出现并据有领袖地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没有证据来证明是因为彭氏的兴起而挤走了田姓,也没有证据表明曾有过彭氏田氏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但至少从表象上,彭氏取代了田姓在五溪的领袖地位。与之相比,田姓更贴近蛮民。田姓首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而且多半互不相辖,应该多是下层溪峒首领。

    其次是与扩散下伸同时的混杂,和向、覃、冉等姓氏的混杂。汉唐时的各姓首领统辖区较大,如同《周书·蛮传》所称“大者万家,小者千户”。再比照魏晋时较普遍的宗主部曲组织,则某首领辖下的大小头目及蛮民,如有姓氏,当与首领一致。也就是说,溪峒之中的社会组织以血缘联系为主。而此时,几乎每个羁縻州内,都有数姓并存甚至共同行动,这意味着,至少在州的层次上,姓氏已失去了血缘种姓部落的符号意义。

    第三个,可能是最具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南、北江田姓的分流。见于《宋史》的南江田姓有田万盈、田处崇、田处达、田汉琼、田汉复、田汉希、田汉权、田保全及田元猛、田元携等。据懿州或可建田氏世系如下:田万盈→田处崇→田汉琼→田保全。则南江四州田氏间的同宗关系是可以辨认的,至少是具有同宗的意识。北江更复杂些,比较明确的是珍(高)州:965年的刺史田景迁,975年其子彦伊袭职,景德年以后是彦伊之子田承宝。这个田景迁→彦伊→承宝序列,在北江诸田中并不很严整,景迁之“景”,仅此一见,而同时出现的珍州参军田思晓,下溪州刺史田思迁,稍早有溪州铜柱上列出的田思道,天禧年间又有五溪巡检田思满、田思赵,还有高州土军都指挥使田思钦。

    则自天福五年(940)至天圣四年(1026)间错综出现北江田氏,勉强可以整齐为:田弘佑、弘赟→田景迁、思晓→田彦伊、彦恩→田承宝、承恩。虽说有些勉强,但北江各田姓首领的一致性仍是显著的,尤其是与南江诸田相对照。见诸文献的北江田姓计三十余人,不能纳入上述系列的仅高州田文鄯,施州田现、田忠进和洛浦磨嵯洞田化琼四例,其中仅田文鄯处于北江中心的高、顺、富诸州,而为真正之例外。考虑到北江田姓的活动区,与唐以前田姓集中分布区,与五代彭氏辖下的二十州,以及后来土家族的分布中心都基本一致,是否可以认为:南江诸田与北江诸田的分离和差异,以及南北各自区内的紧密联系和一致,已上升为各自同族同根同宗意识,从而具有民族的区分意义。

    上述使我们认定:第一,最晚自东汉开始,武陵山区即现今的土家族聚居区,有一个未曾中断过的采用田姓的文化过程,或者说,田姓不间断地日益频繁地出现于这个地区。第二,到宋代时,田姓已经覆盖了整个武陵山区,形成了一个有内部文化联系的北江田氏群,当然也是与彭、覃、向、冉诸姓混杂的田氏群。第三,北江诸田已经下伸到峒寨,至少是峒长寨老的层次上。

    二、容美田氏世系考述

    明清间的容美土司,是湘鄂西田姓之领袖,其世系源流自然有典型意义。今天见存的材料有三类:

    (一)《世述录》系列:包括《鹤峰州志》、容阳堂《田氏族谱》以及《容美纪游》。主要特点为:“其先世田弘正,唐魏博节度使”。接着是田行皋,“唐元和元年从高崇文讨刘辟,授施州刺史”。第三代田思政,“宋元佑年间授镇南等处军民五路都部管”。

    (二)《田氏世家》,署名明太史严颐。特点为:“容美田氏居楚要荒,汉家待以不臣”。“自汉历唐迄今千百年,列爵分土,阶级公孤”。田行皋为五代明德年间人,而田思政为元夏时容美等处军民五路都总管。主要依据是“太初公所造黄册宗图。”

    (三)《巴东世谱》,特点为以唐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其先,田行皋、田思政同《世述录》。另外,三类材料在田思政后都列有田崇钊、田伯鲸、田乾宗,再后田光宝以下,基本与明清诸史记载同。

    差别最大在于来源:田希鉴一说,与“郡表雁门”并无质的差异,只是千秋、穰苴尚不足贵,须为封侯裂土寻一源头。田舜年举田弘正为始祖,亦无证据。尤其是列田行皋于唐元和元年,以继田弘正。田弘正长庆元年死于镇州军变,与施州无涉。其孙田在宥为“安南都护,颇立边功”,但已是元和元年以后近50年。所以,无论田希鉴、田弘正,并无实际世系意义,只能表达修谱者的一种愿望、企图。假如我们将容美放在整个土家族发展史,即从五溪蛮到北江蛮,从汉之田强田山,以后的田景迁、田好汉,直到“七覃八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看,就不能不承认“自汉历唐,世守其中”是唯一可信的说法了。不仅因为北江诸田的发展分布与之相吻合。明初以降,朝廷一直要求各土司定期呈报“宗支图本”,以为承袭依据。“宗图黄册”当本于此,则传承已久。严颐既为“明太史”,对史实之熟悉尊重应该最强。虽然也是受请于田氏,毕竟身份超脱,应该客观些。

    田行皋见载于《资治通鉴》、《十国春秋》,严颐引述有“建野湘桥”碑,鄂西博物馆又发现了近代重建的“田行皋建社坛”碑,都只证实田行皋曾在峡江包括巴东活动过。既不能证明其与田希鉴、田弘正或与田强、田山一系有继承关系,也不能证明与容美田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扑朔依旧。相反,有严颐的置疑,又有碑文之证明,田舜年仍记为唐元和年间人,只表明田行皋不是世系中的真实人物,田舜年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与田行皋有血缘关系。

    比较可信的世系,开始于田思政。严颐说:“田思政,容美之奉为始祖也。”黄册宗图:“田思政,元夏时为容美等处军民五路都总管”。但是,巴东谱、世述录及后世族谱均称为宋元佑间袭“镇南等处军民五路都总管”。始祖无疑,但时间衔职上有分歧。

    《明实录》记载:“(正德十五年)湖广容美宣抚司同知田世瑛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思政开熙二年颁给,乞改升宣抚司为军民府。”(明史记为“始祖田始进”)时宣抚为田世爵,其兄有田世祖、田世宗,则田世瑛当为兄弟或从兄弟,开熙年是元末明初夏政权明升的年号,开熙二年(1368)相当于洪武元年。

    据《明实录》记载,至少从更早两年(1366年)开始,田光宝掌司事肯定没中断过,不会有一个为其祖的田思政在其间。而且,即使是明氏授官,只会是容美宣抚使,而镇南另有田升玉,以后又有“以土人墨答为镇南宣抚”。明初惯例,“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官府之印无人名,人名应载于“宣敕”。看来是田世瑛把这颗本不属容美的官印,与其始祖田思政硬拉在一起,作为谋求升职的理由,自然是受命于宣抚田世爵了。但也表明,早在正德年间,容美土司已认定田思政为始祖了。

    根据元史记载,则有一个与世谱们完全不同的世系。至大三年“四川行省绍庆路所隶容米洞田墨施什用为千户”。“(泰定)三年夏四月,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湖广行省遣九姓长官彭呼图直布哈招之,田先什用等五洞降”。“至正十年春正月壬戌,立四川容美洞军民总管府”。比照前引明实录记载,田墨施什用等人物,容美麻寮等范围都一一切合。不同的只是元时直用土家语名,而明时换用汉名。

    容美土司到明时仍有土家语名字,如《世家》记田秀七子:“嫡长世宗、次世祖、世贵、五哥俾、六哥俾、七哥俾,并庶长子百里俾,而世爵行居第七”。这显然是修改过的材料,百里俾如不列入七子,则应为“四哥俾、五哥俾……”。惯例:世祖在世宗之先。实录载:“田秀爱其幼子世宗,将谋逐其兄白俚俾,而以世宗袭职”。则白俚俾就是田世祖,田世爵就是七哥俾。以前田光宝之子答谷什用,袭职时称为田胜贵。

    这种二名现象,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十分普遍。如《明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命湖广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彭南木处子舍怕俾袭职”,正统九年记载仍是“宣慰使彭舍怕俾”,而正统十四年记载成了“宣慰使彭显宗”,景泰七年又成了“宣慰使彭舍怕俾”。明史显然知道这个差别的原因,统一只记为彭显宗。《保靖司宗谱》也是:“彭显宗,南木杵长子,……(正统)七年,兵部其奏钦准承袭。”还有,(洪武五年)“忠建元帅府元帅墨池什用,遣其子驴吾什用率所部溪洞元帅阿巨什用等来朝……置忠建长官”,而洪武十五年,“湖广管寇洞忠建宣抚田恩进子忠敬,沿边宣抚田阿巨孙仲名,阿八出洞宣抚阿巨什用弟墨出什用……来朝”。则墨池什用就是田思进,驴吾什用就是田忠敬。

    显然,对内用土语名,对外对朝廷,投其所好而用汉名,而元代本是蒙古族,就不必了。很可能,田乾宗与田先什用亦为一人之二名。“什用”本是记音,文献上也常记为“踵、冲、送”。田乾宗为田光宝之父,与田先什用时代亦合。田光宝以后,各谱完全一致,与史籍记载亦合,当是出自同一来源——历代之宗支图本。自然是极可靠的,至少历代土司是可靠的,只是偶尔有“白俚俾”之类舛误。因此,我们复原的容美土司世系应该是:田思政为始祖,时代在宋元间,为北江诸田之裔。而元代后期,与明代容美土司直接相连的是田墨施什用----田先什用(田乾宗),明初为田光宝。

    拿这个世系与前列三种谱书世系相对照,可见到世系逐步前伸,逐步完善的“造”谱过程。不仅有造史过程中习见的堆积累加现象,还有其特殊的趋势特点和发展阶段。先是严氏的《世家》和它们所继承的黄册宗图,基本上承袭了明初容美土司们的观点。“自汉历唐,田氏世守其中”,强调点在于久远,在于容美历来姓田,在于田思政及其裔历来是容美蛮群之领袖。后经过几百年的教化和汉文化熏陶,田强们,北江诸田们,直到田墨田先什用们,不仅不再是骄傲,反而成了疮疤瘌痢,欲去之而后快,至少也得戴顶帽子。田舜年最为典型,当然并非始田舜年。这个阶段的田思政径接田行皋,接田弘正。宁可牺牲容美土司的部分久远。被一同抹去的不光是令人汗颜的祖宗,明代以后的答谷什用,白俚俾之类有蛮夷嫌疑的名字也应如此,前者避而不提,后者称为“乳名”。《容美纪游》还有载“土司若忠峒,忠孝等宣抚司,多田姓,故田亦巨族,然皆土人。惟君(指舜年)先世系中朝流寓,不与诸田合族”。更是彻底的决裂,宁愿牺牲其代表性,还不准别人“革命”。

    类似现象在清代以后修造的各土司谱中十分普遍。如元初的大奴勾管洞,后改忠孝军民府,至元十五年改忠孝安抚司,洪武四年与田光宝一起归明而授官,安抚为墨谷什用。后因散毛叛乱而停袭。永乐五年,田大兴“乞复旧治”,时复职需经勘实为故土官子,世系关系应是肯定的。但后世忠孝田氏族谱中,只承认田大兴为始祖,且是奉命平叛蛮而论功行赏永镇苗疆的。丢掉了世守其土的传统,抹去了土家语名宇,否认曾为蛮酋的家世,尽管这是得以建司的主要资本。

    三、思州土司谱系

    思州思南两司是土家族中另一有代表意义的田姓家族。现存《田氏宗谱》列二十七世姓名、字号、官职事绩、生卒时间,甚至葬地都十分清楚,言之凿凿,似不容置疑。但一比照历代史实,却见矛盾纷纭。其中田佑恭、田景贤为显赫,也是为族人引以骄傲,可算是划时代之关键人物,我们也因之分段辨析。

    田佑恭,史籍多有记载,绍兴二十六年黔州通判于观为之撰有墓志铭,述其身世如下:

    “唐有天下,始祖克昌方陟巴峡……卜筑于思州”,“历数世,安定、思义能以恩威结服夷民,朝廷嘉之,就掌一方事为大首领,即唐永隆年也。沂著钟铭,于今犹存”。“曾祖考正允,以武勇闻迩知畏,庆历八年秋七月收溱南叛寇王贵千,付鲁等。祖考仕儒,言动公正表仪边俗。考定基,通而有谋,授义军兵马使……累功加都指挥使,赠武略郎”。

    以于观之身份,相信不至于有意捏造。但铭中又说:

    “时观备员黔贰,熟闻公之威名重望仁恩厚泽,恨不及见而公已殂。未几其子汝端以门人李庄述平昔所记公之事实,属观求状。”

    可见,于观与田佑恭从未谋面,对其祖世的了解源自田氏门人。其始祖田克昌,仅是传说人物,没有确切的世系记载,以至其后长达四百余年之中,除了安定、思义而外,只能填之以“历数世”,“代不乏人”之类空洞语词。甚至连安定、思义在世系中的正确位置,甚至二者的相互关系也无法确定。之所以列入安定、思义,看来只是因为有“于今犹存“的永隆铜钟,而无法找到与田克昌之间的联系。而此地的蛮族田姓首领源远流长。

    从刘宋永明年间的田豆渠,南齐发现錞于的蛮蜑田健,北周宇文氏赖以建黔州的田思鹤,直到隋炀帝时的田罗驹。则永隆时的大首领更应该属于蛮酋序列,而不是某占籍为民的关中商贾。文中真正有实在意义的记录,只能始自“曾祖考”田正允,而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始自田定基,其生前为义军兵马使。宋时邻近的黔江县,百姓分三类:“以地产役于公者八十有五(编民);其义军二千九百;招谕夷自将其众者五百七十(首领)”[17]。时黔江属经制绍庆府,而思州为羁縻州。“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为其首”,其编民比例,当更少于黔江。可以看出,田定基时始为义军,则数百年前之田克昌就“占籍为民”亦不可信,要么就是与佑恭一族本无关系。

    田佑恭,是由蛮人首领而归顺朝廷,而不是招服蛮人的世族,史载:“皇朝平蜀,思州不预,大观元年蕃部长田佑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18]。”墓志铭有载:“元符二年,以善干蛊授教练使”。“善干蛊”意为能继承父业,教练使也不是宋朝官制。田佑恭遗言:“吾自入仕仅五十年,历事三朝”,说竟达五十年,夸耀时间之长,显然不会超过五十年,否则说:“五十余年”更见其长。佑恭卒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元符二年(1099)距此达五十五年,而且绍兴为高宗年号,依次上推为钦、徽。而元符为哲宗年号,不说历事四朝。都证明“入仕”始自大观元年(1107),则元符二年尚是蛮夷首领,教练使为蕃部自设长官;还有,田佑恭自称“素不读兵书”,或本不识汉字;其汉礼习自“客夏大均”[19],或只识夷俗,均说明田佑恭本为蛮人而不是客居蛮地的汉人。

    因为田佑恭及其前辈的蛮族身份,因为田思义田安定只应与蛮酋蛮蜑们相接,则田克昌在谱系中的位置就完全动摇了。没有证据说就是子虚乌有,从文中有“归义乡祖茔”,从族谱称田克昌葬于归义乡,或许真有残碑断简也未可知。但是,其人要么只是因为有碑有名而被援引入谱,要么本为蛮人而附上入黔经历,田佑恭以上世代蛮人,没有文字记录本属情理之中。

    还应注意到,于观所做的墓志铭,即使是受托于田汝端,反映了田汝端之世系愿望,显然是溢美的世系,仍无法让后世修谱人满意。经后世族谱的修订以后,又有许多地方与之不同:

    1、田克昌后移到永隆年间,取代安定思义成为“掌一方事”的义军兵马使,大首领和商贾都去掉了。

    2、增设开皇二年授黔中太守的田宗显为开黔之始祖。

    3、缺少具体业绩的“祖考”仕儒,接管了“考定基”的官职和业绩,合成了一个新的无愧于世族的“仕儒祖”。

    4、于观文中显然源自门人述说的“公之生明满于室”,卒后生熟夷獠奉之为父的故事,改造成了:“未生时,母梦马援入其宅”,从此马援祠因之不灵;“公卒时,人有明见其跨马入伏波公马援之祠者,复应验如初”。

    5、死后追赠的少师思国公,提前为生前的重和元年实授。

    6、蕃部长变成了“保安番邦部”。

    7、“七月九日薨”,改成贵不可言的“五月五日子时生”,卒于“九月初九午时”,等等,实难尽举。

    思州田氏的另一丰碑人物是田景贤。从元史记载看,当时思州范围极广,明初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地,大都来自他的开拓。但田氏谱中的田景贤仍是含糊不清的,或说是经过修订的。田景贤的生平,在族谱中也是错乱的,但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嘉靖思南府志》:“至元十五年,知思州军州事田景贤以地归附”。《元史》:“(至元十四年)诏渝思州安抚使田景贤……使其来附。”“(至元十五年)景贤等请降诏禁戌卒毋扰思播之民,从之”。和前引至元十二年之记载,则至元十二---- 十五年田景贤确为思州安抚。

    或许当时确有景贤之墓碑,惯例只镌干支纪年。则后世修谱人所说的“公生于成宗元贞二年丙申(1296)岁,卒于至正十七年丁酉(1357)”,使之生卒时间后推了整整一个甲子。则后世族谱中的三位侯爵为虚构。景贤应为端平三年(1236)生,元贞三年(1297)卒,与谱中的十七世宗翰可能直接相承,至多也只隔了一代,且与景贤次子惟诚生卒(1275--- 1294)才相吻合。元史还载有:“(泰定四年1327)以思州土官田仁为思州宣慰使”,明实录有洪武二年田仁厚卒,田弘正袭思州宣慰。则田仁即田仁厚,谱中景贤的子、孙惟庸、茂烈1297--1327年间为思州宣慰。

    可信的思州田氏系应为:1、正允;2、仕儒;3、定基;4、佑恭;5、汝湍妆弼;6、祖衡、租周;7、宗翰;8、景贤;9、惟庸;10、茂烈;11、仁厚;2、田弘正;13、田琛。另外,至正初年,旁支田茂安分立,田仁智率先附明为思南宣慰司。传世为田茂安→田仁智→田大雅→田宗鼎。

    根据以上分析,思州田氏家族谱系,有史可考的为庆历八年到永乐十一年,共365年,而领思州始自绍兴三年,计280年。

    依据谱系上的后加内容,我们也能分析其添加过程,也就是后世族谱的形成或修订过程了。

    族谱称:首次修谱的田佑恭,全不可信:所载田佑恭之修谱序,语气、文字决非宋人所为;于观未见此谱此序,否则,如此光宗之巨绩,铭中不能不提,否则,铭中所举其祖业代绩不应如此之差异。真有田佑恭序谱,田汝端不交给于观参考,也是不可思议之事。况且,民间修谱始自两宋,真正形成风气要到明清。而世代蛮人的田佑恭能够修谱写序,与之“素不读兵书”、为了入朝觐见不得不专门向“客夏大均”学习汉礼等等相关记载,差距也太大了些。

    再次修谱,据云为沱江宣抚使田儒铭洪武壬子年(1372)所为,亦不可信。沱江宣抚司未见于史载,而五寨司屡见。五寨本属思州,载诸元史。洪武元年“田仁智遣五寨副长官戴允中进表贡马及方物,”则仍属思南。洪武三年,“复立五寨军民长官司,隶辰州卫”。洪武五年即壬子年,“思南三十三长官司及镇远州均隶湖广布政司,五寨仍隶辰州卫”。七年,“辰州卫遣人送五寨长官田文来朝”(以上均见明实录)。明初土官改隶,多出于交恶而自请,如云南之湾甸,施州之木册。无论五寨与思南之关系好恶,谱中仍以思州思南二宣慰为正宗,五寨自认为旁支,则主持者绝非五寨田儒铭所能僭任,除非是二宣慰被废之后。况且明初五寨一再被兵,洪武五年还有“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处洞蛮常梗化作乱,命卫国公邓愈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为副将讨之。愈率营阴侯杨景宜昌侯黄彬出澧州,德兴率南雄侯赵庸指挥佥事左君弼出南宁,良率平章李伯升出靖州,三道并进”。如此大规模征讨行动,决非升平文化之时。

     我们否定田佑恭、田儒铭修谱的可能性,并不是说就没有了追溯源流,拟列世系一类行动,也不是说没有留下可供传承的谱系记载。恰恰相反,从田佑恭墓志铭、田景贤碑文可以看到,思州之历代土官,撰印墓铭早已蔚成风气,祖述族世、排列后裔亦成风气。谱书每每强调葬地,亦可提作旁证。入明以后,官府索取宗支图书,势必强化宗系宗支观念,进一步整齐世系。

    谱载正德十五年姚守礼序,所说二十八世孙田庆懿参与修谱事,可能是可以证实的首次修谱。思南府志载:田庆懿为郎溪司人,思南贡生,曾任四川犍为主薄。既称之为二十八世孙,可见其世系排列已如今谱。另有康熙六十年之张大受序,最后有咸丰六年田太璞之《补修世谱序》,其补修动机及过程自述甚详。咸丰谱的修补和完善,除通常意义之续补外,还包括三事:

    (一)填补空白。如原来受姓之源与入黔始祖之间,仍有大块空白,咸丰谱一一补足。

    (二)具体和完美。以前部分先祖只有世序和人名,增加了生平业绩,还对一些族姓之忌讳予以美饰,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被编织入谱,如见之于《续齐谐记》的紫荆树故事,宗湿开黔更如同话本传奇。再如宣慰之被废黜,修订成永乐帝之“一梦误国”。

    (三)最为重要的是,咸丰谱安排了许多的七子、五子、三子分房故事,如汉朝驸马田辟疆,生七子俱招驸马,“封为七王,分镇七省”,从而把整个黔川湘边的田姓织成一体,甚至有网罗天下田姓之气概。文字虽粗俗不驯,民间气息却特厚。

    简而言之,思南田氏族谱的完成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田佑恭入仕达五十年,于是自称源自克昌入黔,并力图塑造“世为王民”的谱系。于观所撰墓文为代表。而世守思州近三百年,世系也发展成为受命入黔的田宗显为始祖,是“世代受封永镇苗疆”的形象,明正德谱为代表,这是第二阶段。最后是土司废黜以后,族谱走向民间,同时更完全地摆脱了史籍之束缚,形成一棵连结每一田姓的大树,大网络。当然,“天下一体,我为正宗”仍是必要的。可说是世系发展的最高阶段了。

     四、造谱观念分析

    上面分析的族谱世系,大都是土司们的族谱世系,其中表现的思想观念,也主要是土司们的思想观念。但想到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具体到土家族地位,自然就是土司们的思想观念了。因为:第一,土司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使他们的好恶倾向成为社会好恶倾向的主流,对广大土家人民影响深重。第二,废除土司以后,尤其是解放后民族成分鉴别的拨乱反正,往往仍以土司裔为最正宗。第三,今日土家历史的主要文献材料,主要仍是土司状况之记录,许多方面甚至是唯一的材料。使今日之土家族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土司文化。第四,进入土司阶段后的土家族发展,大势是汉人或说是“民族融合”,土司们走在这个过程的最前列。如果说这是历史趋势,土司们就是最先进的阶层。

    田氏世系的完善发展过程,突出地反映了土司们的汉化过程及其对整个土家社会的影响。最早是田佑恭,史称为由蕃部长愿为王民,是由夷蛮而华夏的归化。但田佑恭自称“入仕”,是布衣而冠带,广义上是一致的,从民族属性上看却差异极大。而当时士流不强调这个差别,三苗九夷同出于炎黄。尽管依然视之为异类,但并不反对其祖奉陈完,甚至赞赏鼓励类似归化。明初之容美土司,虽然时代晚了很多,但在进程上与田佑恭们仍处于同一阶段。

    祖奉陈完,但仍然承认“自汉历唐,世守其中”,并不能完全否认自己曾为蛮夷之首。田舜年以后的容美土司及明代之思州思南宣慰,从世系上抹去了曾为蛮夷的历史,自称为“受封”,是朝廷派来的治理蛮夷的。田舜年之自别于“土田”,思南宣慰区别陕西籍与土著都是如此。这个时期的土司们已用汉文化、汉礼仪制度自觉地约束自己,并鄙视土民土俗,可视之为已基本完成了“融合”过程。尽管容美土司仍是同姓通婚的土俗,但得找到“雁门田”不同于“土田”为理由;尽管思南之土官衙门,直到正统十一年,“男女婚姻皆从土俗“,但毕竟认为非礼,得特意“乞颁恩令”。而且,早在洪武时,虽说多少有些被迫,毕竟已经遵从了丁忧服阙制度。

    但也必须看到,这里列举的土司,只是宣慰级的大土司,众多的小土司、峒长和广大土民,不仅仍从土俗,在某种程度上还被排斥在这种融合之外。直到改土归流后,这种转变才广泛发生在基层土民之中。民间修谱,更把以前土司的这种世系观念、祖宗观念植入广大土民之中。当然,也得力于流官政府之“教化”,但土司们开风气先仍是“功不可没”。这种发展过程和思想趋势之优劣,本文无力评说,但在土家族中,作为一种仍存的现象和心态,恐不容忽视。

    笔者生长在鄂西,曾进土家语保存区调查,迄今末遇一人肯承认是蛮夷之裔,土司裔的田、向、彭、覃诸姓是如此,有谱为证。其余更是如此,就连公认最有初民气息的湘西八部大神,也是从东方长途跋涉而来的移民。一位湘西梯玛告诉笔者,土家语是彭公爵主用汉语造出的“隐语”。始终处于依附地位的弱小民族,本极易产生这种心理扭曲。既然政治军事经济上不如人,其文化体系、习俗自然亦不如人,贫穷受辱的个人地位的改变,往往指望于彻底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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